罗永浩真的“老实”了。他终日游走在北京摩托罗拉大厦的七层，或静悄悄地出差；他不再出现在巨幕幻灯片映射下的舞台上和唇枪舌剑的演播室里。和他一样，锤子科技从未像今天一样地沉默和谨小慎微。

他的微博账号从去年每天多条的剑拔弩张和自吹自擂，变成了现在3、4天更新一次，多数也只是对于新机型、新融资消息的“辟谣”。

罗永浩说这么老实其实是被迫的。“对外界来说，真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看起来什么样子。我们本来影响不到的人群更喜欢看到一个‘老实’的企业家，而我们本来能影响的人群会沉痛地理解一个‘选择扮演老实’的企业家。”说这话的罗永浩，像一个终于被市场所皈依的虔诚信徒。

那些他“本来能影响”的“罗粉”或“锤粉”刚刚经历了一次短暂的扬眉吐气。今天2月的最后一天，锤子科技公布了他们在汉诺威工业设计论坛获得iF工业设计大奖的消息，这让那些第一批购进T1的死忠“罗粉”获得了些许安慰。

“最早买了T1，就开始被周围的朋友无理由地挤兑，再后来T1清货降价，我更是活生生地成了段子。iF的获奖，至少让我有了一个自我安慰、自圆其说的理由——我还是有眼光的，”这是一位匿名“罗粉”的辛酸泪，“手里的折价券其实没什么意义，我都不知道T2会是什么样，更不知道会不会再买。”

当时，在锤子内部讨论“是否向这些‘尝鲜者’补偿折价券”时，老罗最重要的合作伙伴——锤子科技CTO钱晨投了反对票。“跟买房子一样，跌的时候大家就跑开发商那去闹，买股票的怎么不闹？商业降价是不是正常行为？可是后来的谴责都是道义上的了。”

在锤子科技里，钱晨是那个“把老罗那些飞在天上的东西落到地上”的人。从公司前台走到他的办公室需要穿过两道紧锁的门，通行密码只有工业设计部门的员工才能知道。在办公室一进门的正对面，钱晨新近挂上了一幅字——“统之有宗，会之有元”。

无论是传说中的千元低端机，还是那些手持折价券的死忠粉期待的T2，随着新产品的推进，钱晨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往返于罗永浩的办公室和这两扇密码门之间：相比上一个产品，他要更加提早地干预到工业设计和生产中来。“老罗胡思乱想，我从来不理他，我永远问他一句话：‘怎么落地？’”

如果有一个平行宇宙中的锤子科技，完全按照钱晨方案而产出的T1应该是这个样子：没有正面的实体按键，也许不是黑白主色调机身，机身正面还可能会有一处醒目的红色标识……

“虚拟键的稳定性是最好的，少活动部件，少插拔部件，都是质量稳定的，”可是罗永浩不改；“他一个颜色就能折腾两三个月，特别痛苦，自己天天在那弄。我跟他讲，你不要随便做黑，不要随便做白，一黑一白实际上特别难。”可是罗永浩也不听；“我跟他说，把这弄个红的，他都嫌我俗。”

“老罗会跟你聊的都是畅想型的，而我是做一百个配件怎么卖，库存管理怎么做。一旦变成不可执行的，我就头大了。”情怀、罗粉的玻璃心、天生是否骄傲，这都不是钱晨关心的。

于是这个现实宇宙中的T1，成了罗永浩和钱晨之间妥协的产物：正面的实体键取代了钱晨计划里的红点，成了T1的“视觉锤”。“就是一个产品上的东西，你一看就知道是它，但绝不是LOGO。”钱晨解释说，就像iPhone正面的“肚脐眼”。

在整个T1周期中，钱晨看到罗永浩终于唯一发生变化的，就是承认“有2%的人是永远满足不了的，老罗就是那2%”。在产品周期之初，罗永浩还跟钱晨辩驳说，如果能把那2%搞定，那有多牛逼。

托T1“产能不足”的福，钱晨说他自己尚还没有“无能为力的感觉”。他要做的仍是尽可能让那些98%的人减少抱怨。可是他也承认，如果新产品周期中的罗永浩仍然“天马行空”，“我也不知道产量增大后会不会有无能为力的感觉。”

那天代表锤子去领iF奖的人是李剑叶，锤子科技的工业设计副总裁。他说这个奖真正地让沉寂下来的老罗又兴奋了好久。除了机身设计的金奖，李剑叶主持的外包装也拿了奖，在每一个黑色高冷包装盒的外面，钱晨计划中的红点被放大成了同一颜色的快递箱。“它送到你单位的时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会引起关注。”

李剑叶比他带领的团队更明白，锤子最终期望绑架的，不是用户的审美标准，而是价值观。“美这个东西太主观了，你说这个东西非常漂亮，可能别人完全没有感觉。但是，我们渲染这个东西，代表了一种个性。首先是从价值观上，他可能会同意我们的想法。”李剑叶相信，对市场的教育大于设计语言的传达。“事儿逼风格”，他如此定义的锤子辨识度。

他当初想象，3000元价位的国产手机，每年也有好几千万的市场，锤子切下一块，量也不会小。

可终究还是失算了。

关健的工作节奏直接证明了这一点。关健是供应链的副总裁，他的生产计划实时映射着T1惨淡的销量：“我们现在销量也就这么多了，我也不看好T1还能说有多大（销量的上升），不高，也就不会掉得很惨。”

关健的工作成了T1产品周期中最关键的部分。即使在末期，反而由于供应商的懈怠而增加了更多的工作量。他因为老同事钱晨的加入而进入锤子科技，掌管着“落地”的终端。

那时，他是整个公司唯一一个做过生产的员工。在T1生产周期的初始，关健在生产车间过着朝七晚九的生活，光是对整个生产线的教育就消耗了三周。“他们没想到，我也没想到，我知道老罗严，但没想到会那么严。”

这让本来应该负责“捍卫成本”的关健进入了不计成本的生产状态，手下年薪不菲的产品经理都被安插到了生产线上，成了操作工。“那时候还考虑什么成本，能把这个货做出来就行。”他和工厂厂长吵架，去厂长背后的大老板那里告黑状。“其实那时要是他们大老板也不管，我就真没办法了。”

“小公司，新公司，话语权低。人家对你的物料和销售根本不知道，谁也不愿意拿现金跟你去赌。”

直到去年8月底，关健说他终于在车间里感觉到了一种“节奏的美感”。“你拆过闹钟么？就是那种齿轮的配合感。”关健就坐在生产线线尾，一来就是几个小时，感受着让他终于踏实下来的寂静生产线。

于是，无论是新的低端千元机还是T2，关健都已经把试产期提前，并且把试产量从T1时候的两三百台增加到了上千台的级别，更加模拟量产水平。“这次我会提前打招呼，全部提前进入量产，把弦先绷起来。上料前先训练你。”

一个产品之后，关健说罗永浩终于“很听话了，知道成本的重要了”。在T1初期，当关健汇报给罗永浩某个配件贵了20美分时，老罗还毫不在意地认为“没什么大不了”。“他是穷人，对钱没概念。创业的时候，人们就是觉得有钱了，尤其以前没有做过这个行业，或者没见过这么多钱，就不知道做这个东西要花多少钱。”

“以前我觉得他是靠热血做企业，现在务实了，知道取舍了。”关健甚至庆幸和他打交道的工厂和工业生产线上几乎没有“罗粉”，“‘罗粉’都是比较底层的吧，没有当老板还当‘罗粉’的。粉别人的状态，我真的特别不理解。”

相比钱晨和关健，主持UI（用户界面）设计的方迟和肖鹏至少不必直面这些冰冷的器件所带来的成本压力。从加入之初，方迟就曾和罗永浩无数次面红耳赤地大吵，他觉得锤子老板是个外行，“我一开始就支持做得好用为主，他会觉得要你做得比较新鲜一点。”方迟还保留着很多系统应用的“飞机稿”，从锤子系统自带的音乐播放器到便签，都是那种“天花乱坠”版的。

这种酣畅淋漓的争吵却在方迟的记忆里开始变得越来越少。在他近期汇报给罗永浩的方案中，通过率甚至上升到了百分之八、九十。“因为互相知道了对方想要什么。”

可老板“不再外行”带来的高效和顺畅却也剥夺了方迟的工作快感，“我现在就是盼望着有新的项目给我做，有一个新的项目给我我就特高兴。”说这话的时候，是方迟在整个采访中唯一露齿大笑的一刻。

更温和的肖鹏说自己是“给老罗擦屁股的”那个人。“设计团队不认可这个方案，老罗又非要这个方案，我就去做一个协调，两边相互解释。”可当这种协调都变得越来越少时，肖鹏发现，罗永浩“不再苛求完美，而更多地想要整个系统的流畅。”

于是他更怀念起在最开始，小作坊感觉的锤子。那时罗永浩拉着方迟和肖鹏一起蜷在小屋子里吵架，罗永浩说“这个不好看，看我给你找个例子，”设计师说“你这个太过时了。”为一个图案设计吵上好几个整天，但肖鹏却更喜欢，因为“更加专注，只盯着产品。”

那时的锤子作坊喧闹张扬、没有效率、无关市场、甚至不求结果、或许天生骄傲。而今天，当再次面对奔涌而来的猜测时，罗永浩说：“做我该做的，并保持沉默，让他们做更多的猜测。”

在这个狡黠的商人身上，再也看不到一丝有关口无遮拦的英语老师或相声表演艺术家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