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二代是令这个社会“羡慕嫉妒恨”却很少被了解的特殊群体。他们的奋斗，注定跟我们普通人的奋斗截然不同。他们活在渐已老去的父辈的阴影之下，是萧规曹随、妥协顺从，或者在在继承的基础上主动转型，解决父辈交付下的难题，还是独立创业?这是个问题。

上周二，写了一篇《阿廖的迷茫》，文尾开玩笑地讲了一句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归根到底，是那帮孙子们的。”

结果，这几天，连着见到了几位企业家二代，争先恐后地说起自己的迷茫。

一

小柯看上去就是一个很乖的孩子，白衬衫系在笔直的西裤里，领口纽扣只开了一粒。他的家族是开高档粤菜馆的，在京沪等地非常出名，五年前，小柯从澳洲留学回来，就被父亲安排接班，他从餐馆的副经理干起，两年后管一个片区，去年，父亲把公司的法人代表和董事长职位都一股脑儿地给了他。

“吴老师，你知道我父亲为什么把这两个职务都给了我吗?”小柯问我，我其实也非常想知道答案，“他说，你现在摔倒了，我还可以扶你起来，我如果摔倒了，你也完蛋了。”

所以现在的局面是，在前面摔跤的是小柯，后面垂帘一切的，还是老柯。

老柯还有一个怪脾气，每一次朋友聚会，如果有宾客表扬小柯，回家之后，必定会迎来一顿劈头盖脸的训斥，“他也许是怕我翘辫子，可是，我也是三十岁的人了，我有自己的管理思路，要建自己的班子，他总是不放心。”

今天的小柯，让我油然地想起十多年前的小黎。

小黎家族是做纺织印染的，老爸是江浙一带非常出名的第一代乡镇企业家。小黎与我同龄，大专毕业就进工厂，勤勤恳恳在生产一线干了快十年，父亲答应60岁的时候交棒。到五十九岁的那一年，老黎看上去一点也没有要交棒的意思，小黎知道我与他父亲关系不错，便让我去打探一下。

有一天，我走进老黎的办公室，他似乎知道我的来意，在闲聊中突然说，“我最近看到列宁说过的一句话，非常喜欢。”

我知道村长出身的老黎好学，可是居然读书读到了列宁，还是很有点意外。老黎悠悠地说，“列宁同志说得好呀，战士的终点是墓地。”

出了门，我把这段对话告诉了小黎。

半年后，小黎为老黎操办了一场热热闹闹的六十大寿百席宴，第二天，他辞职南下，带着从老黎那里死活抠出来的两千万元办了一间磁材料公司，后来涉足地产、金融，十多年后的今天打出了另外一片天地。

我把当年小黎的故事讲给小柯听，听得他悠然神往，可是，小柯毕竟还是一个乖孩子，“我如果出走创业，父亲怎么办?这两年高档餐馆的生意走下坡，我不顶着，他肯定吃不消。”

二

跟貌似已经认命的小柯相比，他带来见我的师弟小魏正战战兢兢地面临一场“大考”。

小魏家族是做运动服装的，在全国有两千多家连锁店，公司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去澳洲留学时，他奉命学时尚设计，毕业后，又在新加坡和日本的两间设计公司先后工作了三年。不久前，父母找他谈话，让他回家接班。

“这个班实在太难接了。这几年受电商影响，公司业绩一直不振，每个星期都在关店，企业的中高管都是跟我父母跌打滚爬十多年过来的，思路已经固化，根本没有办法在一起开一个像样的会。”

“可是，父母对我寄予了厚望，他们做得实在太累了，也自认不了解当今的年轻人和新模式，希望通过我的接班来完成公司的互联网转型，但是，我真的做得到吗?”

小魏式的迷茫，带有极大的普遍性。

近年来，随着市场的生态性突变，从事传统制造业和零售服务业的企业家们集体遭遇焦虑期，其中很多人的商业观念和知识结构都面临考验——这也是上篇专栏所描述的景象，于是，他们中的一些人，便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了子女的接班战略上。

可是问题恰恰在于，当行业及企业组织处在突变的重大时刻，年轻的二代们到底能否承接得住父辈们交付下来的难题。

研究家族企业接班案例，可以发现，一些比较成功的接班往往发生在两种情景之下，其一，行业处在持续增长的通道里，二代追随一代，进行长期的观摩和历练，从而实现磨合，自然接班;其二，第二代独立创业，做增量式试验，从而积累经验与资历，在适当的时候，完成与父辈事业的承接。

相比上述两种模式，小魏式接班无疑是风险最大的一种，它很可能把上一代的危机直接传导到下一代，甚至引发家族内部的某种情感悲剧。

三

“你怎么看企业家二代?”

这些年常常被问及这个问题。

我曾经给两个二代总裁班上过课，在其他的授课活动中，也常常有二代前来参加，我还受邀担任国内两家企业家二代机构的顾问。对于这些以80后、90后为主力的青年财富阶层，还算有点发言权。

我的基本判断是，他们是全球化和互联网的一代，无论在视野、知识体系和价值观上，都比父辈们更优秀，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更乐意享受人生，懂得平衡工作与生活的关系，浮夸子弟、“坑爹一族”毕竟是少数。

同时，他们所遭遇的质疑和挑战也是父辈所没有的，甚至是无法体会到的。

家族财富“无缝承接”的幻想，与代际之间的天然沟壑，使得财富阶层的父子冲突往往比平民家庭要表现得更为激烈和戏剧化。另外一个非常中国式的问题是，80后、90后绝大部分是独生子女，这又极大地提高了矛盾的唯一性和冲突的不可避免。

也许出乎很多人想象的是，在超级强势的创业父辈面前，二代们更愿意选择逃避，而不是挑战。也正因此，便出现了两个景象，有些二代，如乖巧的小柯、小魏们，他们进入父辈的企业却无法施展才华，或被赋予了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使命”，还有一些——也许是更大比例的二代们，则拒绝进入父辈企业，而宁可无所事事地流连在大而不当的金融投资行业。

这样的景象充满了不确定的气息。如果说阿廖式的迷茫是属于过去式的，那么，“那帮孙子们”的迷茫则属于未来。

改革开放30年，自然就催生了民营企业的二代接班问题。二代们无论在教育背景、知识储备、管理理念还是生活的时代背景都与其父辈截然不同，父辈们想要打破规则，实现产业升级已经几不可能，因此，二代接班问题其实也是中国民营企业如何实现转型升级的问题。“欲戴王冠，必承其重。”二代的迷茫即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