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变好,大众赢了吗?观点

iDoNews / 刘远举 / 2016-05-12 10:12
李彦宏昨天在内部邮件中,用“壮士断腕”、“用户至上,牺牲收入在所不惜”,表达了百度内部整改的积极与决心。从公关角度说,消费者是不能得罪的,消费者不满意了,就一定...

网信办牵头的中央调查组公布了调查结果之后,百度表示,坚决拥护调查组的整改要求,立即全面审查医疗类商业推广服务,建立起用户体验审核的一票否决制度,增设10亿元保障基金,完善现有的先行赔付机制等措施。

李彦宏昨天在内部邮件中,用“壮士断腕”、“用户至上,牺牲收入在所不惜”,表达了百度内部整改的积极与决心。

从公关角度说,消费者是不能得罪的,消费者不满意了,就一定要让消费者满意。所以,这些跟进的措施,无可厚非,是市场的必然。

大概去年的这个时候,李彦宏在出席百度糯米的“会员+”O2O生态战略会议的时候表示,过去两年,百度实现了从PC搜索向移动互联网搜索的转型,今后,百度要从“连接人与信息”转型为“连接人与服务”,这是百度的又一次重要转型。

在百度这次转型中,李彦宏对百度糯米尤其看重,其现场宣布未来3年内,百度将向糯米业务增加投入200亿元。

而在内部邮件中,李彦宏更是寄望“新百度”的逐渐成型,“希望我们以人工智能为基础,把语音搜索、自动翻译、无人车做成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新产品”。

这些可能才是李彦宏希望的百度以技术引领的转型方向。不过,这些目前都还不能带来现金流,都在投入。

也正因为如此,百度研发投入远高于一般金融科技公司,这样的投入也会使其在一定时间内更加倚重原有搜索商业模式。

所以,对于百度来说,转型并不容易。

某种程度上,从企业管理的角度看,企业的转型并非那么容易的。

比如,柯达首先发明了数码相机,但是,因为有胶卷丰厚的利润,数码相机技术被束之高阁。再如海尔转型做智能家电,这意味着新的技术、产品开发团队,在企业内部,在地位上要高于老的团队,显然,这谈何容易。

所以,没有压力,企业本身,就一定缺乏动力去转型,那么,营收结构一定程度上的改变,带来有压力,可以促进转型,从这个角度看,相关政府管理部门的规定有客观助推百度转型的功效。

但这仅仅是企业层面,从社会层面看,此次整治的深远意义在于,它扩大了平台责任。

竞价排名,给钱越多,排名越高,很多人认为这是错误的。

且不说任何媒体的广告都是给钱越多,位置越好,当年央视标王风光无限,大家也没有觉得有啥不妥。

所以,当推广信息有明确标注的时候,这个商业模式并没有什么问题,谷歌同样也是这样操作的。

那么,竞价推广中,百度的作为平台的责任边界在哪里呢?

推而广之,现在的诸多外卖、团购、旅行、短租平台的责任边界又在哪里呢?

理论上,平台上的发布广告的单位,在法律上是独立的个体。

只要平台审核,证照齐全,平台尽到了义务,平台在法律上,没有义务进行内容的实时监控。

链接的作用是跳转到另外一个网站,这个网站的内容平台是无法控制的。

比如,点进去,弹出一个对话框,有人实时与消费者对话,对话这个对话,平台是无法控制的。

所以,链接有点类似于广告上的电话号码,消费者打过去之后,电话里面发生了什么,平台很难对此负责。

推而广之,证照齐全的餐馆外卖食品不合格,外卖平台是没有责任的。

明星为合法产品代言,也是免责的。携程也不应该为证照齐全的酒店的安全事故负责。至于马航疏于管理,则更是携程鞭长莫及之处。

但是,中国的消费者有一种中国式的智慧,那就找最大的一个,更何况,在中国,有时候,最大的、最有钱的,从另一个角度看,往往也是“最弱的”。

当这种智慧通过民意本官方措施固化下来之后,大量的责任就从政府相关部门转移到平台。

比如,对拥有ICP的网站的内容监控、对医院的管理,都属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责任,现在,这些责任统统转移给了平台。

不得不提的是,这里扩大的平台责任,往往是民企平台的责任,比如,此次武警二院也在央视投放过广告,但至始至终,央视似乎毫无关系。

责任推给平台,就意味着放松了最有能力来履行责任的部门的义务。

民众对百度的愤怒,是希望借此得到更权威的信息。

中国最权威的医疗信息,当然源于国家卫计委。登录卫计委的网站,输入关键字“滑膜肉瘤”。 搜索结果找不到任何对病情有用的信息。

但如果登录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HHS.gov,搜索关键词“Synovial sarcoma”(滑膜肉瘤)。

搜索最上方就给出了软组织肿瘤诊治及科普的详细信息,点进去可以看到针对不同分期的软组织肿瘤的标准化的治疗意见,以及正在进行的相关临床试验,以及该疾病的最新治疗进展。

显然,只有这些政府部门的权威信息才可能真正满足患者的权威性需求,因为只有国家的卫生当局,才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遗憾的是,在中国的官方网站上,得不到任何有用的信息,所以患者才转向百度,求助于知乎。

更加潜移默化,也更深刻的意义在于,在这个过程中,民众对权威信息的要求,不但对象错了,而且,这种要求替代了法律,变为了行政的依据。

价值观这个东西,在事情黑白分明的时候,或者,仅仅坐而论道的时候,是清晰的。

比如,政府不要干涉企业定价,不要干涉市场定价,这些话语,经常见诸于媒体。

但当事情不那么明显、不那么正义的时候,价值观就会被暂时放在一旁,正义感爆棚,压倒逻辑与价值观,进而压倒自由。

所以,自由这个东西慢慢减少,一般不是在孙志刚、雷洋这类事件中发生的,往往是在全民愤慨,官民同仇敌忾的时候发生的。

【来源:iDoNews     作者:刘远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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