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后来的我们》票房突破10亿，关于这部影片的种种争议也甚嚣尘上。不管是在种种声明中出现的异常退票事件，还是因故事剧情发展，片中男女主角在十年后“被迫”同处一室带来的一些“三观不正”的议论。

这样的声音，在很大程度上覆盖掉原本应该对影片内容本身的探讨。在“跨界、处女作和逃不开的乡愁新浪潮论坛”里，《后来的我们》导演刘若英与主演田壮壮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回应，并与多位影评人进行了探讨。

论坛现场的刘若英与田壮壮

导演刘若英坦言，在创作故事时“什么都想到了，但没有想到会被说三观。我觉得可能有拍的不足的地方，大家看的时候没有代入感”。主演田壮壮则认为，“三观是在成长中不停的领悟的，电影写的就是成长。而且刘若英已经很谨慎了，开房的时候都要交代没房子了，那么冷只能凑活。”

影评人群体的看法更加明确。柏小莲认为“现在流行的三观就是跟我一样是正，不正就是跟我不一样，没什么好谈的。”梅雪峰同样认为，“影片和人物的三观是两回事，而且我们影视傻姑娘有很多三观很邪恶的电影，艺术做的就是让我们知道不一样的人骨子里都是一样的。”

单从内容的角度，《后来的我们》也拥有较高的讨论性。作为刘若英跨界担任导演的首部作品，从评分平台的分数和当下的票房便能看出，《后来的我们》优缺点都非常明显。

拍摄中的刘若英

在梅雪峰看来，剧作上对人物变化的刻画还是不够，“动机和性格的转变，是值得推敲的”。柏小莲则从女性的角度，对两位主角的感情变化有着深刻的理解，唯一不满的在于影片对感情刻画的没有保守，“没有突破想象的地方”，以及对2007年到2017年大时代背景的刻画不太满意，“北京在这些年有着巨大的变化，影片里北京的生机与活力稍微滞后了一些。”

周黎明对该片中一些细节部分的“卖惨嫌疑”提出质疑，比如他们住的特别破的房子。但这一点刘若英有着不同的观点，“这些不是卖惨而是写实，在我做调研的时候，会看到很多毕业生会住在这种地方。我有一个朋友叫李剑青，他就是北漂。我做巡回演唱会的时候，常常会让他说故事，所以很多场景都是有依据的。终究我不是一个真正的北漂，所以我还是要相信看到的和听到的。”

两位北漂的生活条件简陋

异乡的漂泊感是每一名离开家乡的人都会或多或少体验到的，《后来的我们》也通过每年的过年回家，将其作为对比来放大。

田壮壮便有着强烈的漂泊体验，“漂泊的人最大的需要不是钱或者好床，需要的是感情。电影里两个孩子在一起的愿意，最重要的就是漂泊的过程里，一旦扎根感情就会有变化。”

从情感的角度来看，田壮壮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世界上有三大不理解而且大家一直认为自己理解，一是父母以为自己理解孩子，其实根本不知道孩子想要什么。二是男人总觉得懂女人，三是女人也觉得自己懂男人，其实都不理解。故事就是在这里面发生的。每年全世界有上万部电影，类似于快销品，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看电影最应该做的就是感受。”

每个人对漂泊的体验都有所不同。赛人过得就很自在，“我到北京第一天就吃香的喝辣的，一刻没有尝过漂泊和不被人认可。在田壮壮导演的影片中我看到的流浪的状态是享受流浪，但在《后来的我们》里只看到他们的难受，很少看到享受。这个电影就是太写实了，爱情是从一个幻觉到另一个幻觉，好的爱情电影一定是要跟现实有距离的。”

在导演刘若英的设计中，周冬雨饰演的小晓就是“漂泊的性格”，“她对家的概念很模糊，但让她产生了一种渴望，不管老家有没有家人，过年回家变成了一种仪式感。可能我们会看到男生有房有车，但也许他不自由。我想表达的就是，不管你处于哪种状态，你都有开心或者不开心的时候，事物都是一体两面，所以我才让他们是不太一样的。”

《后来的我们》进行的影像表达，跟刘若英创作的原著《回家，过年》有着明显的不同。“一个我在家里开电脑瞎想写的，另一个这么多人完成、有这么多脑子去检查，我觉得复杂很多。就像最后那封信，确实是我写的 ，但不同的人给了很多意见，大概修改了50次。”

影片的最后高潮放在田壮壮饰演的林父的信上，是几位影评人公认的处理的十分高级的地方，也是全片的泪点所在。这是田壮壮连续第二年主演一部影片，上一部正是张艾嘉执导的《相爱相亲》。在这两部影片中，他展现出来的自然演技令得到声誉，也凭借前作获得了金马奖、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提名。

但田壮壮本人却认为自己“真不会演戏，都是听导演的分析商量着完成的”，属于他个人的努力只有三方面，“一是我家里有两名演员（父亲田方和母亲于蓝），从小就看他们演戏。而是我上学的时候学过两年表演，当然导演系的表演课不是为了演戏，是为了跟演员交流。第三特别重要的就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舅舅，就是这样眼睛有毛病。我拍戏的时候能想象到他的样子，这个对我很有帮助。严格讲我不是特别优秀的父亲，我特别想做好父亲，所以都放电影里了，希望能够弥补一点我自己的遗憾。”

来源：界面新闻 作者：戴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