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发展不那么迅猛的世界：欧洲。很可能也是未来几年的中国。

对于习惯了 30 年增长、从来没有遇到真正的萧条和停滞的中国来说，过去的经验不够用了。公司和从业者都已经预感，麻烦可能要来了——一旦速度放缓，要在哪里制造和捕捉机会？要如何调整自身的结构和应对措施？

从更大的角度来说，那些习惯了“做大”的中国公司，未来会发生改变？正承受着高额城市生活成本的从业者，互联网有可能为他们真正带来新的工作方式吗？

我们相信欧洲可能存在着答案。

先来看一组数字。

FoodPanda，一家总部位于柏林的外卖公司，在柏林的团队有 250 人，其中包含了 51 个国籍。另一家柏林初创公司 Clue，团队刚刚发展到了 35 人，却分别来自 16 个国家。

这不是巧合。即便在自成一体、且高度依赖熟人关系网的北欧，斯德哥尔摩公司 Form us with love 也在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团队的国别构成挺复杂。这家成立 10 年的设计公司之所以在国际上变得有了一些影响力，原因有很多，其中必不可少的是——他们聘用了来自美国、英国、印度、韩国的设计师。

“我们能成为 10% 瑞典，10% 巴西的公司。”阿姆斯特丹的数字媒体公司 MediaMonks 甚至这样说，他们已经全球超过 8 个城市设立了办公室。在 Media Monks 的阿姆斯特丹办公室里，坐着 28 个不同国籍的人。

这些“包罗万象”的欧洲公司受惠于欧盟国人员的自由流动政策，创意人士几乎不费力气就能搬到另一个城市。

在伦敦，这个从上世纪中期就被认为是欧洲、甚至全球创意中心的城市，瑞典设计师 Grace Boicel 是数以万计移民设计师中的一个。尽管伦敦“正处在危险中”——房租成倍地上涨，一些设计师因为难以支付高额的生活费用跑去德国柏林、美国加州和中国北京寻找机会，而一些客户则在这几年被愈加流行的北欧设计公司挖走——这里的创意产业还是和大街一样人满为患。

人们从世界的各个角落涌来，随时准备取代同侪，或者成为新晋的竞争对手。因为提供创意服务的公司极多，客户也喜欢约在这里见面，Grace Boicel 刚刚约见了一位前来出差的美国客户。“总是不停有飞机从你头顶上方飞过。”Grace Boicel 说。

伦敦就像是欧洲最集中的创意中转站。可在 6 月 24 日后， Grace Boicel 开始担心这种状况还能维持多久。她在清晨 6 点醒来，得知 20 分钟前，BBC 刚刚宣布：退欧已成事实。

人员、资本、产品的流动都因此可能受到限制。而这本来是欧洲维持活力的重要因素。

而首要的问题是人员。在公投之前，网络通话服务 Skype 的创始人之一 Niklas Zennstrom 表示，脱离欧盟的英国会面临像他这样的创业者的流失风险，他之所以选择英国创业，就是因为伦敦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以及这里能够吸引到全欧洲的创业者——不过现在他们可能会因此被要求离开。公投结果公布的几小时后，一条流言很快传出，美国投行摩根斯坦利把 2000 名员工从伦敦调去了法兰克福和都柏林。不过随即被否认。

对于 Grace Boicel 所在的创意产业来说，这个行业“主要的开销是人力，说白了，输出的是脑力”，人员的问题会显得格外重要。距离 Grace Boicel 第一次在伦敦定居，已经过去了 11 年，当时她作为诺基亚的一位员工被派往伦敦。这家在 2005 年正如日中天的芬兰通讯公司之所以看中伦敦，是因为这里聚集了足够的创意人才，于是他们决定在这里设立研发部门。

一旦“欧盟国”设计师被迫离开，伦敦再也不能像柏林、阿姆斯特丹、斯德哥尔摩和哥本哈根那样，用团队复杂的国别构成来显摆自己的国际化程度了。而更实在的是，创意也会随之受损。

不是非得在伦敦挤着。

在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这天是仲夏节，一年里日照时间最长的一天。高中生也在差不多在这时候完成了十多年的学业，他们手持喇叭爬上上百辆大卡车，在哥本哈根的街巷里大肆庆祝。当他们开到新港时，Henrik Jeppesen 的一次国际会面受到了打扰。

Henrik Jeppesen 合伙创办的设计公司 Attention Group 如今有四十多位全职设计师，规模比大部分的北欧设计工作室都更大，更接近伦敦的工作室。这些设计师来自美国、加拿大、南非、德国、瑞典和瑞士，他们服务的客户遍布欧洲和亚洲。但 Henrik Jeppesen 并不认为，现在还需要在哥本哈根之外的地方开设办公室。

这和他在 16 年前的看法截然不同。Attention 是最早一批在北京设立办公室的欧洲设计公司。2000 年，Henrik Jeppesen 打算去亚洲市场发展新客户，他先看中了越南的胡志明市，随即来到了北京。Henrik Jeppesen 准备好了为此投入一大笔人力费用，但在 2008 年左右，他意识到，这笔开销完全可以省去，只要通过电子邮件、Skype 和一定频次的航班就能让这门生意运转下去。“没必要，不是你和客户总见面才能了解他们。”

和股票市场的本地化趋势相似，互联网给欧洲小公司带来的改变是，越电子反而越本土。既然在家办公都没有问题，本地办公也一样——只需要时不时地改进和互联网有关的基础设施。

Reform 是哥本哈根一家生产销售橱柜的初创公司，今年三月刚刚从一个美国人、两个丹麦人那儿拿到了第一笔百万美元的融资。这笔钱中的一小部分被用于改善会客厅的声音效果。创始人 Michael Andersen 和 Jeppe Christensen 正在开拓德国和美国市场，他们需要和当地的合作伙伴、工厂保持有效的联系，频繁的 Skype 会议要求与会者的语音听起来能足够清晰。

在选择办公地点时，大公司往往有更多的考量。宜家是全球最大的家具制造零售商，这家创立于瑞典南部小镇阿姆霍特的公司如今把总部分在了三处，瑞典的阿姆霍特、马尔默，以及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分管不同的职能。在阿姆斯特丹，宜家可以在当地享受税收的优惠政策，而公关部门必须呆在阿姆霍特小镇，只有在那里，宜家才有足够多的空地搭建一个欧洲最大的摄影棚，制作产品目录和其他视频短片。

小公司并非如此。他们选择一个城市的原因通常简单得很。Judith Fischer 今年 5 月刚刚在柏林注册了公司，准备做一个摄影导览的项目。“这是一个好的循环，柏林有一个好的名声：便宜，然后就有很多年轻人来，柏林政府只要做一点点鼓励，就会有更多的人来。” Judith Fischer 说，她在就业中心申请到失业补贴，连续六个月，每个月 1650 欧。

就像 Reform 计划的那样，德国无疑是欧洲小公司初尝国际市场时的首选，这个欧洲最大的经济体拥有一个大市场。但现在看来，显然不止于此。

5 月底，加拿大的一位商学院教授 Bill Whelow 出现在柏林联合办公空间 Betahaus 的早餐会上。 Bill Whelow 很快意识到，他是这个早餐会上唯一穿着长袖衬衫和西装长裤的人。他租了个工位，和创始人聊了聊，打算在这里待几天，再回到加拿大当地一个五万人口的城市夏洛特敦开一个类似的空间。Bill Whelow 认为，相比柏林，那里创业的环境还非常早期，政府建的孵化器，主要都面向学生。

SNASK 在今年的戛纳国际创意节上第一个出场。出生在韩国的瑞典创始人 Fredrik Öst 带着他们去年组建的乐队在这个全球最大的广告创意节上耍了酷。这家位于斯德哥尔摩的广告创意设计工作室起初只有 2 个人，现在有 7 个，他们都喜欢用出彩的字体和颜色，至今拒绝使用电脑特效，手工制作图案和道具。

SNASK 最多的客户来自美国，最近他们还和纽约一家全球最大的代理公司签约了，这意味着，这类通常预算更多、周期更长的项目会越来越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几家全球最大的广告公司在英国和美国诞生，度过了几十年的鼎盛期之后，现在，他们意识到内部的灵感几近枯竭，更倾向于从 SNASK 这类风格强烈的小公司那里购买创意。

品牌公司也在做同样的事，和独立设计师（不一定非得是 Alexander Wang, Tom Dixon 这类特别大牌、自带广告效果的设计师）合作几乎成了行业的未来。他们可能得为雷同的椅子和手机负责，但品牌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只有这样的工作方式才能带来真正的灵感，让品牌看起来更有活力。尽管方法可能各有不同，但如果不是如此，保守的工作方式就要被认为“old fashion”。

Muuto 和 HAY 是丹麦的两个家居品牌，他们最初用借助“外脑”的办法快速地建立起了声誉，这甚至影响到了一些老牌的家具公司，比方说 Menu。他们在金融危机的当口找到了 Jonas Bjerre-Poulsen ，打算合作重塑品牌。因为有了这份大合同，Jonas Bjerre-Poulsen 才决定成立一家工作室 NORM。

小公司和独立的设计师、创意者从中发现了更多机会，他们或者把大公司发展成自己的客户，或者站在大公司的肩膀上开辟一门新生意。2015 年一份关于欧洲劳动力的报告显示，从 2008 年到 2015 年，荷兰的自由职业 (这里指英文 freelancer 所指的人群)人数增加了 52%。而在北欧，有超过四家公司在“改造”宜家的家具，他们为宜家的家具重新设计布艺、面板、腿和把手。其中至少有两家都从投资人那里融到了一笔钱。

这些小公司和工作室通常规模都挺小，不过他们“都认为自己是最好的”——这很可能是吸引大公司客户的重要特质，但同时也让本土市场的竞争格外激烈。谁知道呢？反正一些小公司已经对外宣称，国外的生意反倒更好做。这些小公司还发现，只要把国外大市场的生意经转述给国内的客户，他们总是表现得那么受用。荷兰一家建筑事务所 ARX 因此收获了更多本土客户。

经验并非总是可用。Greentom 是荷兰的一个婴儿车品牌，成立不到三年。2015 年，这个品牌 30% 的销售额来自欧洲以外。“世界在比欧洲的速度更快，我也能看到积极的未来。”创始人说。

过去十多年，“积极的未来”被认为属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依赖于相对低廉的劳动力和大宗商品出口，这些市场实现了连续几年近 10% 的经济增长，不少工厂开始为内销而不是出口生产。但这个夏天，除了 Greentom 和一家芬兰的设计公司 OMUUS，整个欧洲几乎没有人使用“金砖四国”这个词了。

新兴市场的飞速增长期似乎结束了。抛去经济增长幅度的周期不谈，跃跃欲试的欧洲公司开始评估这些新兴市场的成熟度，而不再只是感叹，那里一座城市的人口数是欧洲一个国家的近十倍。

丹麦一个风头正盛的家居品牌 HAY 在 12 年前就找到了中国的供应商，现在正加紧在中国的各个城市开店。比起美国，创始人 Rolf Hay 更看好这里，他用一种深思熟虑的口吻说，在美国对设计家居感兴趣的城市大概只有五个，中国至少有六七个。

Rolf Hay 同样感兴趣我们在开头提出的问题。“中国经济为什么没那么好了？”他在哥本哈根最繁忙的走街问道，“你觉得为什么创意产业没有建立起来？”

如果经验不可用了，我们还可以在哪里找到答案？

以上只是我们在欧洲发现的经验故事的一小部分，也只是答案的一部分。

（来源：好奇心日报  孙今泾 唐云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