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街头最近突然出现了一批橙黄色公共自行车。

这是目前上海人最爱讨论的创业项目之一，摩拜单车（英文名Mobike）。与传统公共自行车项目不同的是，它能够摆脱对停车站的依赖。通过软件控制，做到即停即走。半小时1元，无需办卡。从另一个维度看，这种模式是对一个城市市民素质的综合检验。

Mobike停在上海街头

从2016年初在上海斜土路落地，运营至今，摩拜单车已经获得资本市场认可。8月19日，它低调宣布，获得熊猫资本和JOY Capital愉悦资本数千万美元的B轮融资。

摩拜单车创始人胡炜炜是浙江姑娘，她拉来了前Uber上海办公室总经理王晓峰加入Mobike项目，主打绿色出行。现在团队中大量的骨干来自上海。

为什么会选择把上海作为首发落地城市？胡炜炜在接受界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说，“因为上海有欧洲化的城市街道肌理，友善好奇的市民和非常支持社会创新的政府。”

她用“肌理”这样的词来形容上海街道。弄堂小道、适合骑行的自行车道、越来越多的白色停靠线，尤为适合自行车这种轻便的交通工具。用王晓峰的话来说，上海是“自行车友好型城市”，有点像欧洲的荷兰。

此外，围绕着上海整个长三角，分布着中国最强大的 和机械电子工业集群。与传统互联网行业不同，摩拜单车是软硬件融合，从公用自行车的设计、研发、批量生产都需要摩拜自己来做。车辆设计虽然简洁，但App、封闭式的结构设计、智能锁、区域运营等，都是对团队的考验。

“依托于上海及其周边 、电子产业优势，构建我们的研发、制造和供应链能力，是上海给我们的一大助力。”胡炜炜说，这是机械电子和传统的自行车融合的一次尝试。

依靠民众信任做成单车共享模式，初期要付出不小的成本。截至目前，摩拜在上海投入单车已经超过一万辆，且已经出现了车身二维码被损毁、车辆被藏匿到小区、办公室等现象。运营压力不断增加。

在认可摩拜确实能解决人们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后，上海市政府寄予了很多支持。

首先，上海市外滩街道协助摩拜设推荐停车点。接着，上海杨浦区和摩拜单车达成战略合作。上海市交通委副主任刘军，市路政、市交通、市规划、杨浦区建交委等部门参观体验摩拜。

这座“自行车友好城市”甚至在为摩拜改进街道设施。在上海市规土局编制的《上海市街道设计导则》中，摩拜单车作为智慧交通的典型案例被收纳。

政府有意把摩拜单车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结合起来，并承诺予以配套政策支持，比如说地铁站停车收费处向摩拜单车提供免费服务；与公安、交警合作，解决一些找车的后顾之忧；规划道路非机动车道；摩拜信用分会与政府征信体系挂钩，摩拜的出行数据可以协助政府进行交通规划等。

“这座城市对新鲜事物有足够的包容性和接纳程度。”胡炜炜说。

“踏实”与“保守”

法国研究学者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ère）教授在她写的《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中，尤其强调上海位于长江出口处优势的地理位置，“充当着南方‘原始’资本主义和协调者的角色，是当今上海的优势。而上海优势的奠定，应归功于它创造的中国式现代性。”

上海曾有一段公用租界、华洋杂处的历史。上海的市场观点、资本运作、市政管理模式都多少受到西方环境影响。“东方巴黎”的国际定位也曾让上海作为中国与外界接触的直接口岸。

在这种历史变迁中，上海的包容性直接体现在——上海是中国外企总部最多的城市，许多公司愿意把总部落在上海。2016年8月16日，根据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给出的最新数据：截至6月底，上海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已达558家，外资研发中心突破400家。

外企培养出的人才极有可能成为新兴的创业力量。

贝塔斯曼亚洲副总裁汪天凡告诉界面新闻记者，他不倾向于用行业的维度看待投资方向，而更多会看投什么人。“一定会优先投优质海归、500强高管，或比较大公司的专业人士。”

小村资本合伙人刘晓宁也认为，不同于现在很多创业者都是从BAT跑出来的，“在上海最早的一批创业者，都是外企和国企背景比较多。他们很多是上海早期的互联网创业者。”

星环科技联合创始人佘晖就是典型案例。1991年从复旦大学毕业后，他最早在惠普网络工作。1996年加入英特尔，主持并参加建设了英特尔盒装产品及网络产品全国渠道架构。

星环科技初创团队很多人来自英特尔的研发团队。这是一家大数据科技公司，专注于企业级大数据核心平台数据库的研发服务，企业客户涉及电信、金融、交通、能源等各个行业。英特尔不做这块业务，给了他们机会。

“科技创业、或者说软件创业，没有太多厂房和硬资产。最大的开销就是人力开销。只要人聚得拢，创业这个事儿就能成。外企和上海的高校都为我们输送了大量的人。”佘晖接受界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说。

佘晖坦承，比起北京，上海的互联网公司数量要少一些，“但人才池是够的。外企和高校都会输送大量人才。”

与传统印象中不同的是，上海还有许多像星环科技一样的企业级数据服务公司，比如七牛云、Ucloud等。这或许与上海易出“慢公司”的特性有关——企业级服务不像2C端产品那样需要关注度和冲劲，“慢工出细活”才能保证企业级产品的安全可靠。

“像云计算的业务，需要经年累月改进产品、获取客户。持续性比较强。对于一家IT公司，需要十年以上的沉淀。”七牛云总裁吕桂华告诉界面新闻记者。

“如果看整个城市划分，北京最适合短平快的项目，人才多、但流动性也高。一个人在一家公司呆几个月就能发挥她的价值。但要慢公司、稳定性来讲，还是上海合适。”吕桂华这么评价北京和上海创业风格的差异。

七牛云在上海也有其偶然性，团队主要成员是浙江人。早期属于盛大系，自然就在上海扎下根。

像是约好一样，七牛云的竞争对手Ucloud也诞生在上海，其创始人季昕华曾在盛大、腾讯就职。

Ucloud投资方贝塔斯曼人士认为，Ucloud虽然还没有上市，但可以作为“跑”出来的创业公司代表。“从比例上算，虽然长江以南创业者人数不够多，但出来好公司的几率是远远大于北方的。”

小村资本刘晓宁说，因为许多外企大公司总部在上海，围绕这些资源诞生了一批4A广告公司，以服务大企业品牌形象企业，直至今日演变成了一些数据营销公司。这也是“总部”效应的一种。

上海人稳扎稳打的性格在投资圈里有口皆碑。光源资本创始人郑烜乐给界面新闻记者讲了个“段子”，拿北、上、广创业者拿到钱后的心态做对比：“北京团队想的是多久做到千万用户；深圳的团队想的是拿到钱再开始做不赚钱的事情；上海的团队想的是多久做到盈亏平衡。”

虽然上述段子有夸大成分，但是确实相对而言上海团队往往兼具脚踏实地和愿景，对商业本质更重视。外企文化培养出了上海职业经理人的氛围，“盈亏平衡”就是典型例证——创业归根结底也是一门生意。

郑烜乐拿两个项目举例：手上一个O2O项目拿了1000万美元的B轮融资之后，继续做三四个月就实现了盈利，投资人都在催着公司把钱花出去；一个天使期的“互联网＋体育”项目，做的财务预算也是年底就实现盈利。

这样的团队在市场下行的时候有更好的安全边际。

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职业经理人心态的弊端是，“风险意识太强”、“闯劲儿不够”。这也是不少风险投资者对上海创业者的固有印象。

爱喝咖啡的上海人

上海人爱喝咖啡是真的。

拐进一个小弄堂，三步就能碰到一个咖啡馆，星巴克遍地都是。这并不夸张，有数据显示，上海人的咖啡消费量领先全国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左右。爱喝咖啡是上海人精致生活的典型场景。

生活特性直接反应在创业公司的类型中。上海产生了一批以“消费”为关键词的明星创业公司。简单概括起来，就是“吃、喝、玩、乐”四个字。

“吃”有当下处于风口浪尖的饿了么和大众点评，玩有中国最大的OTA“携程”、驴妈妈等旅游产品。由此衍生出一系列以餐饮、消费为代表的新兴创业公司。

背后做支撑的是上海的消费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2016年1月公布的数据：2015年，上海GDP为25300亿元，同比增长6.8%（人口：2425万），居全国榜首。

上海GDP变化走势图

更直接的数据是，支付宝曾于2015年底发布过一份账单，按省级行政区划分来看：上海人均支付金额排名全国首位，年均突破10万元。浙江排名第二，其次才是北京、江苏、福建等。

这意味着，消费升级类创业项目在上海有绝佳的土壤。

YHOUSE就是盯牢了新中产人群。目前已经完成了1.2亿元的B轮融资，准备在2017年冲击IPO。相比于“屌丝”，新中产人群有更强的消费能力。

YHOUSE创始人王亮认为，“上海是一个消费风向标的城市，欧美的很多生活方式都会通过上海过来。上海人对于旅行、本地生活、艺术、设计的追求，时尚的审美，品质产品的需求，都是我们看中的。”

上海市政府对这类项目也持支持态度。在创业初期由于没有经验，王亮并没有申请到特别好的政府支持。但到今年，王亮已经拿到了几百万的补贴，也获得了不少文创类项目的奖牌。一些区委、市级科委领导也逐渐对YHOUSE的项目重视起来。

“上海企业在精细化运营上是有优势的。你可以看到，上海很多公司都是靠运营起家。”王亮说。开始做电商的徐沪生的“一条”视频思路也与YHOUSE类似，诞生在上海，侧重生活方式。

中产消费人群还被更多电商公司盯上了，尤其以跨境电商和生鲜电商公司为主。

在上海注册公司中，跨境电商以洋码头和小红书为代表；生鲜电商公司则有易果生鲜、天天果园、两鲜等，占据生鲜市场大头。

以跨境电商为例，上海有先天的土壤和气候。跨境电商本质是国际贸易的一种新形态，从国际贸易角度来看，上海的优势从逻辑上主要有两点：

第一，国际贸易涉及多个环节，贸易方、进口商、代理商、贸易商，海外的品牌商、联络商等等。全球很多产业对中国人了解是从上海开始的。“十里洋场”的上海一直都走在国际进出口贸易的前列，有历史沉淀的效应。

第二，物流。跨境电商有一个比较大的瓶颈在于货物的流通。跨境物流呈现网状结构。上海港口城市的优势又显现出来：国际贸易的空运、海运在这里都很方便。如果在杭州做保税仓，都得在上海转个弯过去。

洋码头CEO曾碧波在接受界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同样具有这两个属性的城市是广州。作为国际贸易的南大门，它和香港自由港之间的本身就有关联。但广州仍然以传统进出口贸易为主，创业的氛围和基础设施都比不过上海。

2013年9月，国务院印发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并公布了服务业扩大开放措施，涉及6大领域18个行业开放清单。先进的政策理念让很多人认为跨境电商是新机会。

“跨境电商试点这种保税模式、通关模式在当时是前卫的。”曾碧波回忆当时的场景称，“因为上海的体量和影响力，国内的海关、商检、政府、工商，都是看到上海政策的动向。原先跨境电商灰色的地带一下子变得明朗了。”

曾碧波回忆时仍感慨，对于从业者而言，“自贸区有一个旗帜性、标杆性的意义。”

新政策带来的效应是，2014年5月，下沙保税区全部走通。天猫国际第一批货从下沙出仓。陆陆续续有一些其他跨境电商公司起来。

对跨境电商产生重要影响的另一个政策是2016年4月8日跨境税改正式执行，跨境电商行业开始大讨论，保税备货模式备受影响。曾碧波庆幸洋码头从一开始就选择了“买手制”，主打跨境直邮。“这是一个还在发展中、受政策变动影响很大的行业。”曾碧波说。

在日常工作中，曾碧波有大量和海关工作人员、政府人员打交道的时间。曾碧波对上海海关人员的评价是：“上海这边很实在。不会轻易答应你。做事谨慎、永远是沟通沟通再沟通。但上海市政府可靠，承诺到的事情就会扎实推进。对业务也懂。”

在上海，与跨境电商同批起来的就是以易果生鲜、天天果园为代表的生鲜创业公司。

生鲜电商客单价高、物流重，只能在规模效应的基础上再谈其他商业可能。上海的消费能力正好是最适合生鲜电商验证模式。

易果生鲜副总裁姜骅认为，未来，生鲜行业是最有可能成为上海“标签性”的创业类目之一。因为服装、3C品类已经被阿里、京东的大流量电商平台耗尽。垂直领域将是下一阶段业务重点。

电商初创公司两鲜CEO沈斌表示，“生鲜的门槛在于客单价，意味着成本很高，必须打通最后一公里冷链。这样，如果服务于密度相对于紧密的社区，就更好做一些。在这样的门槛下，流动环境就要足够通畅。”

两鲜对标的是美国的Fresh Direct。这家成立于2002的生鲜公司，为纽约市及周边地区提供生鲜在线订购服务。Fresh Direct称得上是曼哈顿“老大哥”，其不但从美国传统杂货商店的围剿中杀出血路，坚守在线生鲜市场12年之久，还牢牢占据了纽约在线生鲜市场高达80%的份额。

沈斌甚至觉得上海和曼哈顿的城市风格很像：都是高人口密度城市、人们的消费理念和生活习惯都有类似之处。

走出自己的风格

回顾中国互联网创业历史，上海过去确实错失了不少机会，也没有产生BAT那样的强势的互联网霸主。

时至今日，当年风头正劲的盛大游戏深受资本之困，略显落寞；大众点评和美团合并，多少人感叹张涛离去的背影。不过，在创业者、政府和投资机构等各级力量的作用下，上海创业环境正在发生变化。

“很多人说过为什么上海出不了马云，好像上海的丈母娘是创业者最大的阻碍。我认为这是市场的误读，我们在上海投了‘饿了吗’、‘大智慧’、‘百姓网’都非常成功。”金沙江 朱啸虎在上海出席一次活动时说。

没有人觉得上海丈母娘会吓住创业者。除了上文提到的数据服务公司、消费升级、跨境电商和生鲜电商行业，上海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在温度最高的7月底，淘宝造物节和B站的线下大会BML都以过万的参与人数，点燃了上海年轻人的夏天。人们称这种现象称作“圈地自萌”，95后年轻人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由此也给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带来了新动力。

阿里巴巴CMO董本洪在造物节期间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表示，“每一个城市的都是有他的特色跟活力。在上海世博会展中心举办这次活动更有意义。”

同样是在文化创意产业，一家做表情分发的平台公司“表情云”已经感受到文化行业上下游产业链的不断完善。之前在中国的互联网大环境下，表情作者很难通过C端用户付费的方式养活自己，所以大部分表情作者都还是兼职画画，投稿到微信或者QQ。

表情云在不断构建表情相关的产业链，一边连接表情作者和知名IP，另一边连接各类App，辐射终端用户。

音频行业中，喜马拉雅和蜻蜓FM都在上海。蜻蜓FMCEO杨廷皓认为，“对于一个城市来说，所有的资源都要做最优化配置，现在上海布局最重的是金融行业，如果要把产业向另一个高风险高回报的产业去领，会对资源分配作出博弈。”

上海政府对科创的支持力度也在不断增大。

8月16日，历时两年多编制的《上海市科技创新“十三五”规划》（下称《规划》）正式出炉。

在《规划》中，这座原先以“国际金融中心”定位的大都市给自己设下了新目标：到2020年，基本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

本轮规划第一次将基础研究经费的投入作为核心指标提出，表明了上海将在增强科技原创力方面的决心。根据《规划》，到2020年，上海的全社会研发（R&D）经费支出占全市生产总值（GDP）的比例达到4.0%左右，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占全社会R&D经费支出比例达到10%左右。

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褚君浩指出，基础研究和技术之间的转换周期越来越短，上海要建科创中心，要在关键领域解决关键技术，“区别于单纯的引进、集成，上海要成为科创中心，一定要有些原创的核心技术，来推动产业发展。”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朱春奎则认为，上海与北京最大的不同，就是北京还处于科技创新的创新阶段，上海已经到了创新与扩散并重的阶段，甚至逐步到扩散为主的阶段，“只有这样，才会有周围强大经济圈的崛起。”

投资者对上海创业的未来也持乐观态度。根据2016年7月发布的《2016年上半年上海投融资简报》整理的数据，今年上半年，上海泛互联网领域发生344起投融资事件；在金额上，1亿元以上、5000万-1亿元、1000万-5000万元等区间的投融资次数，今年上半年均高于去年同期。

贝塔斯曼亚洲投资基金、真格基金等马上要在上海开设办公室。很多投资者、投资机构都与上海有渊源。光源资本创始人郑烜乐认为，“上海作为金融中心、物流中心、消费中心和文化中心，在这些领域都有非常棒的团队。”

（来源：界面新闻  王付娇 华凤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