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我在斯坦福读本科的时候，还很少听到“创业”这个词。我的同学中也极少有人谈论创立公司一事。我们中的大多数都用尽全力争取大银行和咨询公司的工作机会，就像我们当初奋力赢得斯坦福的录取一样。计算机行业在当时不是个时尚的职业选择，因此我随大流做了个更显而易见的决定：我立志成为律师，并在毕业后搬到纽约加入了一家大律所。

如果我当初上的是哈佛，多半我就沿着这条道路一直走下去了，而且会有一个显著的区别：东海岸会让我的雄心壮志更加坚不可摧。然而，由于我是从斯坦福毕业的，所以我还一直和在加州的朋友们保持着联系。当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在互联网的前沿领域探索时，我开始动摇了，问自己为何在他们构建新生事物的时候，我却在一个陈旧的行业里竞争。

如果我去的是哈佛，我想我会待在纽约，永远也不会创立贝宝支付(Paypal)。但是，这并不是说我在斯坦福受到的正规学校教育导致了这一区别。就拿马克·扎克伯格来说，他离开哈佛并不是为了换个学校。他退学搬到了帕洛阿托——紧挨着斯坦福的那个小镇。这意味着真正让斯坦福与众不同的是校园以外的世界，那个我的朋友们和我谈论的世界，那个没有成型的竞技场的世界。

你不需要通过任何一所学校来成为硅谷的一部分。当我创立那家最终成为贝宝支付的公司的时候，我距斯坦福只有几步之遥，但是我的联合创始人马克斯·列夫琴却来自于伊利诺伊大学。我们的另一位联合创始人埃隆·马斯克倒的确是在斯坦福上了学——但是他入学两天以后就退学了。

美国社会对于充满竞争的学校教育的痴迷显得怪异。在这一点上，中国也是如此。两个国家看起来达成了共识：一个人的一生只有一年是重要的——18岁。在这一年，每个学生都需要在力争进入一所像斯坦福、哈佛或是北大这样的精英大学的拼搏中争个输赢，而进入的这所学校又将决定这个人在今后的社会里会在一个什么样的层级上去参与更多的竞争。

我认为，我们应该挑战这样的观点，因为如果说来自斯坦福的创业者们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的话，这种特别并非来自于教授或是课业，抑或是其他任何被录取官员以及标准测试所守护的那道大门之后的东西。它来自于校园之外正在构建新事物的公司。斯坦福真正教给创业者们的是你不需要遵从任何学校教授的成功之道。事实上，也不存在这样的成功之道，因此关键只在于在已有的道路之外去开创一些不一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