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5日，据《第一财经》报道，迅雷向前CEO陈磊提起诉讼，指控其侵害公司利益。而这一事件可以回溯到6年前那场动荡的权力接替中，最终以陈磊败北而逃告终，但没有结束的是陈磊侵占的那些巨额资产，这是迅雷发展路上最后一朵乌云。
2014年，陈磊意气风发，满怀抱负地以CTO身份加入迅雷，三年时间获得了董事会的认可，2017年接任CEO，然而三年之后，2020年，陈磊成为了那个转移资产的“野蛮人”，甚至为了逃避迅雷的司法控告而远逃海外。
我们不禁要问，一个职业经理人是如何做到3年内将董事会的认可变成了一场司法控告？企业高管对公司资产侵占与转移为什么这么难追？陈磊的案例会是互联网行业高层贪腐典型吗？企业又该如何应对？
表面风光 暗藏私欲
故事还要从陈磊加入迅雷说起。当时移动互联网大潮已来，在转型的道路上，迅雷也进行了多次尝试，但仍未找到一条合适的路径。就在这时，陈磊加入迅雷，并以CTO的身份为迅雷找到了一个新方向——云计算，但陈磊并没有把云计算纳入迅雷原有体系中，而是选择成立一家独立核算的子公司网心科技，自己作为创始人。
陈磊掌舵的网心科技，从表面上看，其盘子在不断扩大，但反映到财报上，却是连年亏损。在其加入迅雷的第二年，网心陆续推出了赚钱宝和星域CDN等产品，星域CDN通过采集家庭用户的闲置带宽，再转售给企业用户，迅雷和家庭用户都能从中获利。
在此之后，陈磊又把目光转向了区块链，提出All in区块链的口号，并推出了玩客币这一产品。
从2017年开始，陈磊主推的业务纷纷折戟。 2018年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发布的《关于防范变相ICO活动的风险提示》中，链克（更名后的玩客币）被重点点名。随后迅雷将链克、链克商城和链克口袋等业务全部售让，仅保留玩客云和其网络的共享业务。
迅雷2019年财报显示，迅雷2019年年度总营收为1.81亿美元，同比减少21.9%；净亏损为5340万美元，比2018年的净亏损4080万美元进一步扩大。
在2020年陈磊被董事会罢免后，迅雷启动全面审计，发现陈磊存在虚假合同、虚增交易等行为，涉嫌侵占的资金规模达近2亿元。
金蝉脱壳：借由“兴融合”中饱私囊
在迅雷控诉陈磊案件里，2018年成立的兴融合是这场贪腐的关键点，也是很多企业反贪腐中常见的手法，即成立一家体外公司承接公司上下游业务，从而完成利益输送。
在案件中， 2018年，陈磊设立“深圳市兴融合科技有限公司”（后简称为“兴融合”）公司。据陈磊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兴融合主要有两项业务，一个是从网心低于市场价购买玩客云机器，再对外售卖，即中间商；另一个则是通过一个硬件产品小融盒子为采集矿主提供了设备和技术手段采集宽带，然后售卖给网心。
陈磊对外表示，这家公司是迅雷的子公司，但经迅雷后续调查发现，陈磊借由“兴融合”这家公司以及高层管理的身份安排网心科技与兴融合进行大额交易，将网心的资金转移到兴融合账户上。
据知情人士透露，2019年1月至2020年4月，陈磊通过虚增交易环节等形式，安排网心向“兴融合”支付约2亿元、低价售卖玩客云给兴融合。这其中还包括了，陈磊在被上市公司免职正式声明发出的前三天，紧急向兴融合转账2000余万元，随后这笔钱的流向也不得而知。
据迅雷表示，虽然陈磊对外表示兴融合是网心的“关联企业”，但该公司从中赚取的利益并从未以任何形式回流。
更诡谲的是，陈磊逃离出境后，对兴融合进行了一系列的工商与股权变更，把属于迅雷子公司的“关联公司”——兴融合占为己有，让其成为了其利益输送的“白手套”与“中转站”。据迅雷表示，兴融合的股权早在陈磊出镜后，就迅速以1元的价格进行转让。据悉，如今兴融和股权也已变更至董鳕母亲和亲属名下，且由董鳕闺蜜的母亲赵玉芹担任法定代表人。该公司现在已形成了 “陈磊、董鳕→亲信、亲属→名义公司” 的三层隔离，彻底隐匿实际控制权。这也是至今迅雷无法完全追回资产很重要的原因。
而在这场利益输送中，陈磊作为职业经理人却与下属保持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将董鳕从一名普通员工，在几年间提拔为网心科技VP（副总裁）、迅雷集团SVP（高级副总裁），以便顺利地完成利益输送闭环。
企业反腐：无序到有序的必由之路
2020年，陈磊被董事会免职，李金波接任董事长。到2026年，迅雷的业务发展已经完成了止跌、重整、回升、开拓四个阶段。李金波上任后，将资源重新聚焦于会员服务、合规的云计算以及探索海外市场。
对于迅雷来说，陈磊侵占公司资产这个事件是公司从无序走上有序的健康发展道路上必须面对与解决的问题。然而企业反腐——特别是高层反腐，是一条任重而道远的路。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高级管理人员熟悉企业内部的运作机制，又掌握相应的权力，违法行为极具迷惑性和隐蔽性，具有较高的反侦查意识。比如使用抽屉协议，使用亲信人员掌握要害岗位或代持皮包公司，不留书面代持协议等证据，提前对好说辞，幕后遥控，将不当套取资金行为用表面合法的合同和交易形式伪装起来。另一方面，如果嫌疑人外逃，案件难度将更大，串供、毁灭证据更为容易，执法部门的调查能力也会受限。”
互联网贪腐不是一家企业的“家务事”，而是关乎公平竞争、投资者信心、用户权益与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公共议题。对个案而言，依法追责、以诉促治是起点；对行业而言，透明治理、技术赋能与协同共治才是长久之计。支持企业在法治轨道上重拳出击、捍卫自身与公共利益，也是在为所有参与者建设一个更清朗、可信、可预期的数字经济环境。
起诉贪腐员工，不仅是企业维权的法律动作，更是一次“以诉促治”的治理事件：通过司法程序固化证据、厘清权责边界、形成对内部舞弊的强力震慑，并推动供应商治理、资金流监控、权限与流程重构等系统性整改。
迅雷的起诉，不仅是对陈磊个人行为的追责，更是公司重塑治理、迈向合规化的重要一步。迅雷的转型之路仍在继续，而这场迟来的司法清算，或许将成为中国互联网企业治理史上的一个关键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