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来源于杜邦和陶氏化学合并的传闻。 这两个加在一起超过331年的老牌美国企业，传出这样的“绯闻”着实让华尔街的银行家们有些意外。不过在当下80%的GDP来自于服务业的美国经济形态，传统的制造业公司已然不再资本市场上讨喜，与其花投入更多的科技研发，不如投资在研究如何更加多快好省的挣钱的逻辑，似乎已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行为标准。

根据杜克大学商学院的研究，在2009-2013年之间，各国商业投入在R&D （Research & Development）研发的比重来看，中国的研发比例俨然超过美国一大截。

如果将历史周期再拉的长一点，从1980年到2007年，美国在研发上的成本比重，降低的速度已然让人惊讶。尤其是参考在新科学研究领域的专业文章数量来看，已然从17.7%下降到了6.1%。杜克大学的研究教授Ashish Arora表示，从资本市场的反馈来说，越是注重研发的企业的市值，反而不如在研发上投入较小的企业的市值评估。他说，相对于35年之前，现在的企业对于基础科学的看重减少了，而需求就更少了。

曾几何时，不管是杜邦发明的尼龙和塑料王（聚四氟乙烯）还是陶氏化学研发的保丽龙（聚苯乙烯），材料的研发和革新，促进了产业的变化；不管是贝尔实验室或是施乐实验室，都是产生过诺贝尔奖的研发基地。而如今呢？坐落在新泽西Holmdel的贝尔实验室曾经的校区环境已然成为新兴商业地产开发的头宠；而施乐在加州Palo Alto的实验室已经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分支机构，不在着手开放式的研究而更多的承接应邀的项目。

《财富》的文章基调俨然充满了对美国经济布局的悲观，被资本市场架空的产业格局，将传统产业和基础研发的重要性降至最低；而另一方面新兴互联网科技引领的技术或是商业模式的创新，蓬勃发展，让基于第三产业为主的美国经济主体越发的泡沫化。而对于中国，这个大洋彼岸的庞大市场来说，其创新的产业布局似然逐渐呈现出类似的问题，但目前来看却比美国更乐观。

麦肯锡在2015年10月出品《量化中国创新的力量》的报告中指出：目前中国每年的研发投入在2000亿美金，在工程和科学领域产生的PhD有大约3万人，同时专利申请的数量也居世界之首（2013年大约在82万项）。而对于中国创新产业的预测，麦肯锡表示在2025年新的创新机会将打来1万亿到2万亿的经济体量，贡献将近24%的GDP增长。

在中国创新产业的布局中，既包括以消费者为主导的商业创新，也包括以效率为目标的生态创新，同时也包含了工程和科学领域的创新。不管是商业创新还是生态创新，而在工程领域的创新中，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尚未被完全开掘。尤其在医疗保健等方面，目前虽然有不少政府的支持，但是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国外的设备和仪器。在科学领域的创新中，政府大规模的扶持和企业的重视，让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独占鳌头。

有研究表示，中国在科学领域的创新本身也具备相当的中国特色。由于市场的庞大和数据收集的廉价，让中国的科学家在生化领域领先一筹。麦肯锡以百济神州（Bei Gene）为例，在其研发治疗癌细胞药物的过程中，应用了相对庞大的药剂测试团队，和有效的采集更多的病例样本，而使得该企业在其领域能够异军突起。

事实上，中国的基础创新并不局限于国内。路透社2015年6月报道了中国在美国投资R&D和申请专利的发展情况。文章指出中国公司在美国直接投资建立研发团队，雇佣美国人来进行科学实验，申请专利，为己所用。其中最大的包括华为，在美国设立研发而产生的专利申请查过100个。除了向华为这样体量的大型公司，还有不少在生化科技、可替代能源以及高端半导体等领域，也有不少中小型公司通过并购美国企业，投入不少在基础研发领域。而投入研发的成本占经济体量的比例也将从2010年的1.75%增长到今年的2.2%。

虽然在中国并未见SpaceX那样的公司，或将创新华丽的展示；虽然在中国还存在着大量的所谓的“C2C” ——Copy to China的商业模式，但是回望传统产业和基础领域的步步为营，也难怪美国开始有不少专家呼吁，更多的美国人离开投资人的资本视线和控制，重新燃起对基础科学的研发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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