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一则新闻，广州警方和迪拜警方联手打掉一个LV的造假团伙，售假渠道除了国内电商平台之外，还远销购物圣地迪拜。迪拜警方在当地查货假LV、假CK等假冒奢侈品6万余件。

看完之后不得不震惊，我们不只是有可能在电商平台买到假货，在世界最顶级的商场的奢饰品专柜，都可能买到假货，而这些渠道过去我们是十分信任的。如果在迪拜专柜买到的都不一定是真货，还有哪个渠道值得相信？

在此之前，还有新闻爆出过壳牌、CK、迪奥、香奈儿、爱马仕等国际品牌的打假成果。这些洋品牌打假事例告诉我们，跨境假货正在成为一个社会通病，中国的假货销往海外，与此同时，假货制造者们更亲睐海外的洋品牌。

中国依靠人口红利成为世界工厂，制造业快速发展，而配套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并未跟上，正是因为此，给“造假者”提供了巨大的生存空间。数年前，造假售假者几乎不用承担法律风险，明目张胆地去仿造和销售名牌产品，还有一些造假售假者缺乏法律意识根本不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已违法。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假货黑色产业链“从业者”数十万人以上，“年产值”超千亿，甚至有的地方经济都是靠这样的制造业在支撑，他们给自己做的产品取了个更好听的名字“A货”。

可以说，过去十年是假货从业者的黄金十年，他们都赚得钵满盆满。而最大的受害者是国际品牌。一方面，假货产业链从业者认为，国际品牌远在海外，鞭长莫及，侵犯其权益对方也没有办法，找不到自己，或者找到了维权成本也会很高，抱着这样的侥幸心理大肆仿冒国际品牌；另一方面，由于大品牌尤其是奢侈品高额的利润率，给假货带来了消费基础和暴利空间，而大品牌，尤其是奢侈品一直是国际品牌在引领。这两个原因促成国际品牌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不仅如此，中国假货近年来正在出现“国际化”的势头。

从LV迪拜打假案等事例可知，来自中国的假货开始销往全球，尤其是远销迪拜这样的腹地市场，它们有完善的海外物流供应商、有健全的海外销售体系、有精湛的假货制造能力，大肆侵蚀国际大牌的根本利益，后者已忍无可忍。现在多个海外国际品牌协会开始注意到这样的势头，加大在中国打假，期望从源头控制。英中贸易协会（CBBC）等海外协会均开始重视在中国进行源头打假。

随着国际品牌企业、行业协会和政府部门在中国的打假力度变大，假货产业链从业者开始意识到风险所在。但只要有暴力就会有人铤而走险，假货产业链从业者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从生产到流通到销售，每个环节都学会了隐蔽，与打假体系玩儿起了“躲猫猫”的游戏。比如迪拜LV造假案中，造假者选择在皮具商贸城附近的酒店房间里展示样品，并且只面向熟人开放，减少曝光几率。造假者就像病毒一样在不断完成自我进化。

互联网等高科技手段正在被假货从业者利用。互联网让世界更加扁平，让信息、资金和物流效率更高，不同环节的假货从业者之间能够便捷而隐蔽地沟通、运输和交易。一些造假者还铤而走险，将假货公然拿到电商平台销售，牟取暴利。这些假货从业者还学会了利用微信营销、SEM、淘宝直通车等互联网营销手段，去精准地获取用户，例如在网上经常能够看到几百块的劳力士名表，这些均是假货从业者的广告投放。

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假货从业者在进化，打假体系同样在不断“进化”。当两者的上升曲线出现“交叉点”时，即打假体系比造假体系进化得更强大时，造假者将会付出惨重的代价。事实上，最近两年得益于利益相关人的重视和投入，中国的打假体系正在高速成长。

第一，社会不再苛求某一个环节去承担全部责任。

在过去人们不断指责电商平台在打假上欠缺作为，马云曾有过一句名言“如果关掉淘宝能杜绝假货，我第一时间主动关闭淘宝”。简单的话却说明了一个道理：打假需要权利人共建。

假货，不只是电商平台的问题，电商只是一个渠道。而从理论上来说，没有任何渠道，包括实体终端，能杜绝假货出现的可能性。天猫是非自营B2C平台，淘宝是C2C平台，基于此更难控制货源了。因此，期待仅凭阿里一己之力去打假无异于天荒夜谈。

假货是一个涉及到诸多环节的复杂性问题，从货源到流通再到渠道，每个环节都需要对应的反假措施。好在社会已经意识到这一点，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打假”新闻表明，政府、品牌、平台们对打假的态度前所未有地认真起来，在对待假货上大家态度一致，通力协作，而力度则是有增无减，造假者开始承担着比往日更大的风险。

第二，大数据、LBS等前沿技术被大量应用。

正如前文所言，假货从业者学会了隐蔽自己，然而，借助于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打假团队比以往更容易发现假货从业者的踪迹和证据。

在假货这件事情上，一直备受质疑的阿里巴巴的理念是高科技打假。马云说，“用传统的手段、机制和措施打假，打而不绝、越打越多，是时候利用大数据等技术来打假了”。

阿里巴巴基于平台上海量的金融、物流、商品等大数据，进行交叉分析，寻觅假货从业者的蛛丝马迹。去年，阿里巴巴还曾基于大数据绘制出《全国线下可疑售假团伙分布图》，借助这样的信息，警方在短短3个月内抓捕犯罪嫌疑人300名，捣毁窝点244个，涉案总价值8亿多元。而在近日的迪拜LV造假案中，阿里巴巴提供的线索同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除了阿里巴巴，京东、中国质检总局等平台和部门同样在尝试利用大数据来追踪假货从业者。

正如遍布城市的摄像头等高科技被用来提高破案效率和降低犯罪几率一样， 大数据技术未来必将成为商业社会的“摄像头”，发现假货从业者的同时还能起到震慑作用。

第三，跨境假货问题必须通过跨国合作才能解决。

如果不法分子将中国制造的假冒名牌手表，通过自建的日文电商网站，卖到日本，日本用户在买到假货之后，根本无法维权，只能自认倒霉。从迪拜LV打假案可看出，这不是中国警方能够解决的问题，因为货源在中国，而渠道在中东，“制假”和“售假”分离已经成为假货从业者们规避风险的手段。

要解决“跨境假货”这一棘手问题，必须要不同国家政府、协会、品牌和平台之间携手合作才行。好在世界正在“扁平化”，打假的跨过合作必将是大势所趋。因为普世价值观里，制假、售假都不是什么好的行为，全世界人们联合起来抵制假货势在必行。

一个悲哀的结论是，假货不可能被根治——就像假烟假酒等问题一样，只要有暴力存在就会有人铤而走险。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反过来说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假货问题将会一直存在。有真就有假，没有假就没有真，这是一个哲学命题。“假货就像病菌存在周围的空气里，跟假货的斗争，就是跟人性的阴暗面做斗争，这是一场永久性的战争。”马云说。

【作者介绍：罗超，微博@互联网阿超，微信：luochaotm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