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澎湃刊发了一篇“网络监管从紧，剑指内容生产灰色地带”的文章。作者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张涛甫。

这篇文章中第一段重点标黑的文字是这样的：“门户网站在中国的崛起，是在技术、市场和政府的三重红利背景下成就的。假如没有制度利好和新媒介技术风口，门户网站是不可能迅速崛起的。

当年的制度设计者，出于对互联网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的美好预期，给予互联网得天独厚的制度偏好，本着先发展后规范的原则，赋予互联网企业空前的制度空间，让其在市场上享有宽松的制度环境。”

新媒体技术风口的确是门户网站崛起的重要因素之一。但这里面所谓的制度利好、美好预期、先发展后规范、宽松环境，其意是当时中国政策制定者，有意让其先发展，故作宽松。事实真的如此吗?

我们还是要回到二十多年前一探究竟。

在日新月异的互联网时代，二十多年前在很多人眼里，算是“上古时期”了。

中国连入全球互联网的确切时间是：1994年4月20日，64k网络信道开通。这被国际上视为中国是一个能联入全球互联网的国家。这件事是当年中国十大科技新闻之一，在国家统计公报中列为1994年重大科技成就。

中国第一个WWW服务器是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于94年5月建成的，并在这个服务器上推出中国第一套网页。后来从中孕育出“中国之窗”。

中国第一个BBS是1995年8月8日上线的水木清华，与高能物理研究所的项目不同，这个清华大学的内部论坛不是一个万维网应用，但属于互联网应用。

不过，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能够接触到互联网的标志性事件是1996年1月的中国公用互联网全国骨干网建成并开通。

就媒体应用来说，最早触网的，不是什么新浪搜狐，更不是什么人民日报新华社，甚至不是省级媒体，而是一个杭州市的地方报纸：杭州日报。93年它就搞了一个电子化的《杭州日报下午版》。

今天人们回望中国互联网时，通常想起新浪搜狐网易，或者是百度阿里腾讯，其实喝头啖汤的，恰恰是国有势力：一批国有媒体。

第一个真正意义上走上互联网的，是国家教委主办的《神州学人》，1995年1月。

第一个全国性日报开办网站的，是《中国日报》，1995年12月。

到了1996年年底，一共有30余种报纸跑到互联网上发行电子版，另外还有20家杂志，大部分也是国有媒体。

96 年年底，央视开始上网尝试，到了1999年1月正式对外发布网站。1997年1月1日，人民日报在电子版之后，正式开通《人民日报》网络版，同日，国务院新闻办建立了“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这个中心后来开办了“中国网”。同年11月，新华社开通了新华网。1998年1月，光明日报开通网站。1998年 12月，国际广播电台搞了一个“国际在线”。

中国政府真正意义上专门针对互联网的一个官方文件，是1997年3月国务院新闻办就互联网开展对外新闻宣传问题的文件。因为当时互联网被冠以“国际互联网”，国内媒体搞电子版也好网站也好，就立刻和“国际”有关，自然是“利用互联网开展对外宣传”。

1997年这份文件，强调要统一通过中央对外宣传平台统一入网，后来觉得实在没操作性，在1998年10月，再次发文进行补充修改，允许申请独立域名，自建网站。

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在1999年一个会议上，做过要掌握先进传播技术手段之类的讲话，但那个会议的主题是：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

可以这么说，刚刚开始兴起的互联网媒体应用，很大一块和“对外宣传”有关，当时的中国管理当局，是把它当成一个外宣口子来看待的。甚至一开始的想法甚至是统一管理，统一入口，完全是中心化的思路，与互联网去中心化背道而驰，谈不上是什么“先发展后规范，有意宽松”。

重点说说人民日报触网这件事，人民日报在国有媒体中的份量，世所共见。

人民日报触网发端于1995年10月，刚开始的做法是：把人民日报的信息放在新加坡的一个网站上，这是相当明显的外宣做法。

真正产生人民网，是1996年开始酝酿的人民日报网络版，推动者是蒋亚平。95年10月，他出任人民日报社信息化工作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筹办人民日报网络版。在担当这个职位前，他的身份是人民日报经济部工作的一个主任编辑，任农村组组长。从职位上可以看出，他绝非人民日报高层，算是一种中间骨干吧。

如前所述，1997年1月1日，人民日报开通了网络版，但一直到6月，国务院新闻办才批准其进入国际互联网。在1997年到1998年这两年不到的功夫，人民日报相继弄了日文版、英文版。它当时承载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中国的声音传到世界。这一点，蒋亚平本人也不讳言：是代表国家与海外媒体竞争的一个重要阵地。

2000年8月，人民日报网络版改为“人民网”。到了这年年底，人民网的运营收入是：1000万元人民币。

而2000年的时候，有三家互联网公司以门户模式，分别于4月、6月和7月登陆纳斯达克，它们是：新浪(1998年12月创立)、网易(1997年6月创立，开始是做搜索的)、搜狐(1998年2月创立，开始是做搜索的)。

大致上，早期的互联网媒体就是如上所说发展。基本上两条线，各干各的。一路是国有媒体，一路是风险资本养大的互联网公司。国有媒体以外宣为重要任务，并不是以商业运作为主要目标。而互联网公司呢?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们倒是拷贝了美国模式来中国，不过争夺的却是国内市场。

1999年，这两路人马其实有一场小小的冲突。4月份的时候，新浪搜狐网易等八家互联网公司开了一个中国ICP联合发展高层会议，传统媒体居然被拒之门外。这个会议后的八天，有23家传媒也聚集起来开会，通过《中国新闻界网络媒体公约》，以示不满。

中国政府真正意义上出手管理互联网媒体的，是2000年4月对外正式亮相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络新闻管理局。这标志一个专门管理网络媒体的管理机构出现。

可以这么说，在这个机构出现之前，中国有关管理部门，从来没把互联网看做一个什么特别了不得的事物。

2000年7月，中宣部关于网络工作的“西山会议”召开。这个会议在国有媒体网络化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正是这个会议，做出了“新闻网站不得融资、不得上市”的决定。

这直接导致所谓的“千龙模式”的困境。这是北京地方上一次国有媒体的努力，集结九家媒体，共同打造所谓地方门户，但千龙模式中引入了一家非国有企业实华开 1700万元的资本。为了清退这种“融资”，九家媒体不得不掏出真金白银来慢慢稀释掉实华开的股份。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贾庆林在10月视察千龙网时，专门指示“以九家新闻单位养千龙网为主”。

更长远的后果是，像人民网这种先行者，一直拖延到12年才上市。这距离西山会议，已经一十二年。

西山会议的根本在于，管理当局并没有意识到互联网对资本驱动的极大依赖性。要说是中宣部有意给市场化的互联网公司留出竞争空间，显然是不着边际的。一方面，像人民网这种国有媒体跑美国上市简直不可想象(在国内上市又没有利润支撑)，另外一方面，其时大部分国有媒体远不像今天这般经济上的困窘。通俗地讲，就是不差钱。

然后，有人恰恰忘记了，资本融入后的互联网公司，是可以做员工持股的。员工持股之下，打了鸡血般地疯狂奋斗的力量，是绝不容小觑的。

这哪里是什么制度宽松、政策红利。

制度上，其实有关规定，还是给新浪这种公司造成了一点麻烦的。

中国在1993年时颁布的电信法规，禁止外国投资者介入电信运营和电信增值服务，网络信息服务这类增值服务，属于信息产业部的政策性指导意见中外国投资者不能进入的领域。

新浪搜狐网易都是网络信息服务商，为了既能在海外上市，又能躲开有关管理规定，新浪率先发明/使用了“VIE模式”。简单来说，就是国内公司拿资质，海外公司去上市。国内公司与海外公司之间是协议关系。

VIE模式后来成了大部分互联网公司登陆海外证券市场的通用模式。

2000年下半年的时候，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有五部法规出台。其中有三部法规，直接影响到互联网媒体公司：9月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11月的《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和《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

类似要获取登载新闻业务资格的网络媒体，都必须是内资公司，而这些公司纷纷海外上市，采用的都是VIE模式。

VIE模式并不是什么制度宽松、政策红利，纯属江湖自发草创。时至今日，依然属于带有灰色地带性质的“公开的秘密”。之所以有关部门没有明示VIE非法，主要还是对吸引外资这件更大要事的考量。

前文提到的这三项管理规定，影响深远。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其实就是对ICP和ISP的规定，无论是ICP备案制度还是许可证制度，都依据于此。电子公告服务管理办法，看似针对BBS这种应用，其实后来所有的有UGC(用户贡献内容)性质的服务，比如微博、SNS、乃至微信，都用这个办法比照管理。而新闻业务，更是这次对商业门户原创栏目取消的依据。也是张涛甫教授行文的一个事件由头。

2000年的时候，根据CNNIC官方统计，中国网民规模为890万，互联网只是刚刚开始(虽然94年我们就连通国际互联网了)，可以说依然是一个蛮荒之地，市场远远未能形成。

新浪搜狐网易虽然已经上市，但依然在盈利问题上苦苦挣扎。新浪在资本压力下炒掉了创始人，搜狐股价长期在1元以下徘徊以至于总市值竟然低于其现金保有量，网易甚至爆出所谓假帐丑闻，后抛出CFO顶缸了事。

真正推动他们盈利的，是中移动的梦网计划，也就是大名鼎鼎后来又被广为诟病的“SP业务”。到了2003年，移动梦网中仅短信业务一项即为中国移动及参与计划的400余家SP创造了超过百亿元的收入。

财报显示，新浪搜狐2003年所谓无线增值业务(就是SP短信)占整个收入的5成以上，网易也达到了4成多。

但这一份雪中送炭，不是什么网络媒体的制度宽松、政策红利。媒体一脉的管理部门，无论是党这条线的中宣部，还是行政线的国务院新闻办，对SP业务，管理甚少，也没什么由头去管理这个领域。

一直到要到2005年，中国网民才算过亿。中国网络渗透率达到10%(占总人口的10%)的时间是：2007年1月，CNNIC宣布中国有1.37亿网民。

到了这个时候，中国互联网上的各种法律法规，已经层出不穷了。

总体来说，所谓意识到互联网这个先进生产力的，大抵都是业务层面的人才，不是什么管理最高当局。这些人才，有身处江湖互联网公司的，也有供职于体制内媒体的。不过这种意识，也是模模糊糊的意识，并不是说非常清晰地了解到互联网到底会如何如何。

互联网早期的发展，要说有人能高瞻远瞩，做顶层设计，有意如何如何，未免高看了人的智慧。坦率地讲，的确会有人认识到趋势性的问题，但要在政策制定这种带有操作性的细节问题——尤其是中国这种喜欢用门槛管理的国家——上故意搞点政策红利，不免有些今人的夸大。

2000年后，尤其是网民过亿后，从制度设计角度看，中国对互联网管理，其实文本上一直是从严要求的。至于有法可依下一步的违法必究还是不究，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来源：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