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密关系研究与虚拟现实的相交对两个领域的进步都具有非常大的前景。在社会科学研究实验室和主流社会中，虚拟现实正在成为一种越来越流行和可行的工具与方法，其不仅可以帮助研究诸如浪漫和友谊等亲密关系，同时可以用于关系的形成与维护。关于两者相交的初始研究都集中在成人浪漫关系中的依恋理论：1. 如何产生依恋过程；2. 如何利用虚拟现实创建的沉浸式数字空间进行研究。为此，斯坦福大学人机交互实验室的Sabrina A. Huang和Jeremy Bailenson深入研究了成人依恋理论、神经科学和虚拟现实的交叉点，总结了亲密关系和虚拟现实相交的潜在未来研究方向，并将总结发表在斯坦福大学人际交互实验室（点击下载）。
1. 介绍
从婴儿期到成年期，各种各样的关系都在为我们的个人生活着色。正如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埃伦·伯奇德（Ellen S. Berscheid）所写：“我们生于关系，长于关系，而且在我们死亡时，我们逝者的关系存活于生者的生活之中，并在他们的关系中回荡。”关系是亲密，社会支持，人与人之间冲突发生时悲伤，以及人与人之间进展顺利时幸福的来源。在成年期间，这在浪漫关系中尤其突出。（对一些人来说）浪漫关系的消解构成了生活中的重要事件，并在塑造一个人的自我概念、幸福和行为方面扮演者重要角色。出于这些原因，探究构成浪漫关系的过程对于进一步理解人类生活经验至关重要。
依恋理论是研究亲密关系的中心框架，适用于成人浪漫关系。现在，研究实验室和主流文化正越来越多地利用虚拟现实技术来研究亲密关系。
2. 亲密关系与依恋理论
浪漫关系是如何发起的？一旦形成，关系又是如何保持？为什么某些关系会恶化和消解，其他关系则茁壮成长呢？为什么浪漫关系很重要，而委身于关系的影响是什么？这些问题是亲密关系研究的核心。
依恋理论描述了对他人产生亲近感情的过程，以及一个人的依恋行为系统影响着他们在社会世界中的行为与感知方式。依恋理论的起源属于发展心理学的范畴。最初提出依恋理论的英国发展心理学家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最初希望理解婴儿是如何与主要照顾者（通常是母亲形象）相依，以及如何在与主要照顾者分开时或注意力不集中于自己时感到痛苦。他相信，婴儿从出生开始就倾向于与主要照顾者建立联系，并积极执行依恋行为，如微笑，哭泣和吸吮，从而促进与主要照顾者的身体接近和互动。反过来，主要照顾者对婴儿的行为可以影响婴儿对主要照顾者的期望和依恋。例如，当一个婴儿知道她的主要照顾者可以在需要时安慰自己时，她将会更有信心探索周围的环境。
通过结合婴儿在寻求亲近时的依恋行为，主要照顾者对婴儿的活动，以及先前与依恋相关的经验，婴儿形成了一种自我与环境的内部工作模型，而这可以作为婴儿在未来开展与依恋相关的社会互动的指南。继续前面的例子，如果婴儿在过去摔倒时曾寻求并成功地获得主要照顾者的安慰，她知道下一次自己摔倒时可以注视主要照顾者并期望获得安慰。
心理学家玛丽·爱因斯沃斯（Mary Ainsworth）和西尔维亚·贝尔（Silvia M. Bell）在该领域的进一步研究确定了三种主要的依恋行为模式：安全，回避，以及焦虑－矛盾型。他们指出，具有安全依恋型关系的儿童在探索世界时会感到安全和自信，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自己遇到任何危险情况时，主要照顾者将迅速反应并提供帮助。相反，回避型儿童几乎不对主要照顾者抱有期望，并且在威胁情况下避免与主要照顾者接近和互动。焦虑－矛盾型儿童往往会依赖于主要照顾者，在主要照顾者离开或不注意自己时将变得非常焦虑，同时害怕陌生环境。这三种依恋方式都是内化而成，并成为儿童内部工作模型的一部分。
尽管这一理论的起源主要集中在婴儿和儿童身上，但心理学家认为依恋理论适用于整个生命周期。特别地，辛蒂·哈赞（Cindy Hazan）和菲利普·谢弗(Philip Shaver)假定浪漫爱情可能是成年人之间的依恋过程，类似于婴儿与其父母之间的依恋过程。两人认为依恋理论可以用来解释成人之间如何形成浪漫的情感纽带。作者进行了两项研究，其发现不仅成人和婴儿的不同依恋类型程度类似，而且不同依恋类型的成年人正以不同的方式来经历浪漫的爱情。安全依恋型成年人会有快乐，友好和信任的爱情经历，回避型成年人经常害怕与对方产生过于亲近的关系，而焦虑－矛盾型成年人则时刻渴望获得伴侣的关注与承诺。另外，具有不同依恋类型的成年人有着不同的内部工作模型。此外，作者发现成年人的依恋类型与童年时与主要照顾者的关系有关，部分原因在于成年人内部工作模型与儿童时期存在连续性。换句话说，在儿时能够与主要照顾者保持安全关系的成年人更有可能体验到安全的浪漫关系。
自哈赞和谢弗发布研究以来，成人浪漫依恋理论得到了迅速扩展和发展，并成为研究亲密浪漫关系的主要框架。研究人员研究了成人恋爱关系中的依恋是如何影响自我和关系的各个方面，包括关系，关系满意度，关系稳定性和伴侣特征。其他研究同时沿所了诸如随时间变化的稳定性和依恋类型，以及冲突解决等等。
3. 成人依恋理论与神经科学
研究人员最近开始探索成人依恋理论的神经生物学基础 ：依恋系统如何影响大脑并受其影响。心理学教授詹姆斯·科恩（James A. Coan）指出，参与依恋过程的神经系统与“对奖励和惩罚的反应，情绪调节，动机和个性”有关。他认为与潜在配偶（假设进展顺利）相遇时会激活多巴胺和催产素等神经递质的产生，从而产生令人愉悦的感觉。然后，这些神经递质的释放可以调节和鼓励神经系统寻求进一步接近潜在的配偶或伴侣。一些研究表明，将愉悦情绪与潜在伴侣联系起来，以及寻求伴侣（以体验愉悦感受）的这种组合可能会导致一种成瘾形式，与伴侣的分离可能会产生痛苦的感觉（抽搐）和尝试重新建立与伴侣的联系。通过上述过程，依恋行为系统得以形成。
进一步的研究尝试理解如何在大脑中实例化或编码依恋类型，但该领域中进行的研究数量仍然很少。关于依恋类型对神经处理的影响还有很多，尤其是现有存在大量关于依恋类型的经验行为研究文献。举一个例子，大量的文献都表明，不同依恋类型的成年人在应对消极、威胁情况时的行为态度有所不同（例如，焦虑依恋型个体对任何有可能意味着伴侣不注意自己或离开自己的迹象感到焦虑和害怕），并且根据依恋类型，成人可以通过其依恋对象（即浪漫伴侣）来帮助调节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神经学同样有观察到类似的现象。对于焦虑依恋型个体中，激活与厌恶，戒断和防御反应相关神经网络的大脑系统似乎对负面社交线索特别敏感，从而增加其激活的频率。另一方面，回避型个体中与社交厌恶相关的大脑区域出现失活现象，而安全依恋型个体则经历较少的威胁相关神经网络激活。其他关于记忆，选择性注意和情绪调节等领域的研究结果同样发现了类似的结果。
4. 利用虚拟现实来研究亲密关系
研究人员进来开始设计探索亲密关系和成人浪漫依恋理论的创新方法，特别是越来越多地利用虚拟现实技术来作为研究人际关系行为与过程的方法。虚拟现实允许研究人员将被试置于为实验目的而创建的模拟虚拟环境中。当结合头显时，VR体验将变得特别身临其境，而且被试感觉自己仿佛真的置身于虚拟世界之中。通过增加诸如空间化音频和触觉刺激等其他感官功能时，体验的沉浸感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因此，虚拟环境可以取代原有的物理环境，并成为全新的“真实”世界。
使用VR进行亲密关系研究的一个主要优势在于，无需折中实验控制权即可提高生态效度。与在实验室中进行的研究类似，实验者可以对虚拟现实中的研究进行编程，并精确地创建特定情境，同时最小化外部变量的影响。但与实验室研究所采用的人工场景不同（如要求被试想象一个特定的情景），在虚拟现实中进行的研究可以编程并模拟真实的现实世界情景，从而提高生态效度和实验真实感。例如，研究人员可以要求被试在体验完虚拟情景后回答特定问题，而非根据特定情况的书面或口头描述进行想象并回答。研究人员同时可以测量被试在体验模拟情景时的实际反应。
利用VR进行亲密关系研究的另一个优势是，你能够创建和使用虚拟辅助角色，无需选择人类对象。与虚拟环境一样，实验者对虚拟辅助角色的行为和反应有“完全的实验控制权”。与人类对象者相比，虚拟对象提供了一系列的好处。由于是编程而成，虚拟对象不需要培训，因此可以减少时间和金钱等成本。与人类对象相比，虚拟对象将出现较少的随机误差：它们总是对条件视而不见（除非另有编程），而且每次重复实验时行为完全相同（与人类对象不同，虚拟对象不能忘记脚本）。虚拟对象的应用同时允许其他实验室在审核实验报告时进行近乎完美的复制。研究人员只需通过硬盘U盘，云端或电子邮件共享包含实验的程序即可，然后其他研究人员就可以访问整个实验。这种直接“移交”有助于消除以往复刻实验时常见的问题和困难，如原始实验室环境与复制实验室环境之间的差异，实验情况和材料的差异，人类辅助角色的培训成本与差异等等。
由于其技术性质，虚拟现实同样适用于特定类型的数据采集。因为系统会连续追踪被试的位置与动作，关于被试与其他虚拟角色或对象的距离，眼睛注视方向和身体运动的数据可以在实验过程中由计算机自动采集。在对包含人际距离，眼神接触和模仿等领域进行研究时，相关数据将变得特别有用。对于有兴趣采集生理学或神经学数据的科学家而言，他们也可以轻松将其他数据采集方式集成至VR系统，如皮肤电导，心率和EEG等等。实际上，由于VR能够将动态的交互式刺激结合到心理生理学和神经心理学评估中，所述研究将能从沉浸式虚拟环境中受益。因此，与传统的纸笔评估方法相比，VR可以帮助社会心理学和临床神经科学等领域的研究人员更好地理解被试。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少量的研究利用虚拟现实和虚拟环境来研究亲密关系，如成人浪漫依恋理论。海蒂·凯恩（Heidi S.Kane）等人利用VR中的悬崖行走任务来测试浪漫伴侣的存在，以及伴侣的非语言支持行为对被试的影响。作者认为，与母亲相比，成年被试在遇到威胁或可怕情况时会对浪漫伴侣的存在和反应非常敏感。如果浪漫伴侣在场并且迅速予以回应，被试将对完成威胁任务感到更有信心，同时会体验到“压力更小，情绪安全感更强，行为警惕性降低”。另一方面，如果在威胁任务期间浪漫伴侣不存在或没有予以回应，被试将产生更大的依恋需求，对伴侣注意力是否集中在自己身上有着更高的警惕性，以及更加难以应对任务。在这项研究中，被试与浪漫伴侣需要一同进入实验室，然后再带到一个与伴侣相隔的房间，并分配以下三种条件之一：伴侣不在场，伴侣在场但回应不积极，以及伴侣在场同时积极回应。被试在戴上头显后将置身于虚拟世界中，并站在峡谷边缘的道路尽头。被试的任务是完成悬崖行走任务。根据所分配条件，被试要么独自身处在虚拟世界中，要么其伴侣出现在峡谷可见但相隔的区域。在伴侣在场的两种条件下，研究人员告知被试其伴侣正从不同房间控制一个相应的“伴侣”虚拟化身。但是，这个伴侣虚拟化身实际上是由预编程的计算机算法所控制。在积极回应的情况下，“伙伴”虚拟化身将“挥手，拍手，点头，并在任务期间主动面向被试”。在回应不积极的条件下，“伴侣”虚拟化身将把脸转到一边，而非直视被试。被试在悬崖行走任务之前和之后需要完成一系列的问卷调查，包括研究的依赖性措施。
整体而言，研究员发现与伴侣只是单纯在场（以及不在场）相比，伴侣的积极响应能够在被试完成危险任务时发挥更大作用。与亲子互动一样，被试表示当自己认为浪漫伴侣在场并且时刻关注自己和鼓励自己时，他们在探索虚拟峡谷的过程中会感觉压力更小，更放心。另一方面，如果伴侣只是单纯在场但注意力不集中，被试表现出的压力水平与独自完成任务的被试相似，并且会对伴侣的举动变得更加关注和警惕。此外，在执行危险任务期间，伴侣的注意力缺失将影响被试在后续任务的行为。与其他条件的被试相比，前一任务中遭受伴侣注意力缺失的被试将与伴侣保持更远的距离。这些研究结果表明，依恋相关目标和行为在成年期的激活与童年时期相似，而这种依恋系统适用于成人亲密关系。
在两项相关研究中，菲利克斯·舍恩布罗特（Felix D. Schönbrodt）和简斯·阿森多夫（Jens B. Asendorpf）通过虚拟环境和预编程的虚拟角色来测试交互和依恋。对于这两项研究，作者开发并利用了一个名为“Simoland”的虚拟环境，其中包含名为“Simos”的居民。对于在Simoland中生活的众多Simos中，其中一个是代表被试的角色，另一个则代表被试的伴侣或“虚拟配偶”。除被试自己的角色外，所有其他Simos（包括虚拟配偶）均由预编程算法控制。被试能够在Simoland移动自己的角色，同时可以打开菜单栏并从选项列表选择一个动作来与其他Simos进行交互。根据情绪，之前的交互，以及对被试角色的熟悉等因素，与被试交互的Simo将相应地对被试作出反应。例如，如果被试称赞虚拟配偶，虚拟配偶会很高兴地做出反应。但如果被试惹恼了伴侣，然后又要求亲吻，配偶角色会愤怒地作出反应并拒绝亲吻。
在第一项研究中，舍恩布罗特和阿森多夫研究了现实生活中的亲密动机，自主性，以及关系满意度是否会影响被试对数字伴侣（虚拟配偶）的行为。他们假设被试对虚拟配偶表现出不同于其他Simos的行为，并取决于被试的亲密动机水平（即，需要亲近浪漫伴侣），自主性（即，倾向于独立一人和远离浪漫伴侣），以及对现实伴侣的关系满足感。与亲密动机较低的被试相比，他们预期较高亲密动机的被试对配偶表现更积极，更少出现消极行为。他们同时预期对现实关系满意度更高的被试对配偶变现更积极，更少出现消极行为。另外，作者假设被试的现实生活关系满足度将设定与虚拟配偶交互时的初始积极程度。由于Simoland不受限制的性质，以及其他Simos和虚拟配偶缺乏控制或指示，作者预测自主性不会影响被试对配偶或其他Simos的行为。研究的最终为作者所有的假设提供了证据支持，亦即“现实生活”的期望，机制（如亲密性和自主性），以往的经历，以及当前关系中的行为适用于数字世界中的虚拟配偶。这些研究结果强调了利用虚拟现实来研究或观察亲密关系的效用。
在第一项研究结果的支持下，舍恩布罗特和阿森多夫进行了第二项研究，他们扩展了Simoland范式，以探究现实生活的内部工作模型是否同样适用于数字世界，并影响被试对虚拟配偶的行为。作者修改了Simoland并仿效爱因斯沃斯等人的“陌生情景”。他们假设，被试的依恋模型（例如，安全，焦虑，回避）能够帮助预测被试在三种包含依恋威胁的“陌生情景”中对虚拟配偶采取的行动：分离场景；冲突场景和疾病场景。例如，他们预测在焦虑维度得分较高的被试将采取“过度激活策略”，并在压力期间（例如与伴侣分离时）提高对伴侣注意力线索的警惕性；在回避维度上得分较高的被试则采用“失活策略”，他们将限制依恋系统的激活和相关的依恋追求行为。研究的结果为假设提供了证据，表明依恋的内部工作模型确实能够转移至数字领域。重要的是，作者不仅能够通过虚拟环境复刻最初设置在现实环境的经典场景，同时为谢弗等人提出的情绪vs行为调节模型提供了证据，从而为成人依恋理论作出了贡献。
5. 虚拟现实中的亲密关系
除了将虚拟现实用作研究理论兴趣（例如成人依恋理论）的手段或工具之外，虚拟现实同时可以视为形成和维持关系的平台。随着新VR家庭用户的涌入，VR的日益普及，Facebook Spaces，Sansar（《第二人生》的开发商）和AltspaceVR等多人社交虚拟世界的上架，我们很容易想象一个人们在虚拟空间中相遇相识并建立关系的世界，而所有这一切都无需离开舒适的卧室。在VR中建立和维持关系存在潜在的广泛影响。想象一下这样一个情景：萨姆下班回家，戴上VR头显，走进一个虚拟城镇广场，并看到其他类似的用户。然后，萨姆在角落里的小咖啡馆听到两个朋友的谈天说地，并注意到另一个人正在浏览古色古香的书店。继续向前走，萨姆走进了一个开放的协作艺术空间，任何人都可以在这里画画创作。接下来，萨姆遇到了一位迷人的女性瑞秋，并邀请她与自己一起画画。在交谈的同时，两人发现彼此的兴趣相近，并许诺继续在虚拟世界中相遇。最终，萨姆和瑞秋发展出一段浪漫的关系。尽管这只是为了说明而联想的虚构场景，但社交VR正逐渐成为主流现实。通过前文所述的社交VR世界，用户已经可以在数字3D空间中与其他用户进行交互，而这存在形成和维持关系的潜力。因此，探索其后果变得越来越重要。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多。社交VR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学习，以及通过虚拟现实进行社交互动的特定方面，例如“改变”虚拟角色外貌和行为的能力。尽管后一研究领域可能有助于理解VR中关系形成过程的特定方面，如印象形成和交互动态，但大多数研究仅涉及一个交互会话。只有少数研究人员进行了纵向研究，并探索了随时间推移的VR社交影响。因此，VR社交的长期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属于未知状态。
尽管缺乏对虚拟现实环境的研究，但在基于网上的研究可以帮助阐明在VR中形成和维持关系的潜在影响。大多数研究都探索了纯粹的在线浪漫关系。与面对面关系相比，网上关系的交流主要是通过计算机介导手段进行，如即时通讯，大型多人在线游戏，在线论坛和聊天室等等。研究人员提出了三个主要观点来解释人们网上交互中是如何发展出亲密关系。马尔科姆·帕克斯（Malcolm R. Parks）和科瑞·佛洛伊德（Kory Floyd）认为，由于缺乏面部表情，肢体语言和言语细微差别等线索，计算机媒介的交互从根本上讲是非个人的，因此会削弱亲密关系的发展。 马丁·李（Martin Lea)和拉塞尔·斯皮尔斯（Russell Spears）认为网上交互属于人际关系，但与面对面交互相比，网上交互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形成类似的亲密关系。相比之下，乔瑟夫·瓦尔特（Joseph Walther）提出，缺乏线索，并结合计算机媒介通信的异步性质，这实际上允许人们体验比面对面交流更多的亲密度（超个人）亲密度，因为你拥有了更多的认知资源（不必关注面部表情等提示）和撰写消息的时间。瓦尔特的超个人模型得到了基于文本的语境研究支持，网上用户认为他们能够更好地表达“真实自我”，从而增加自我表露，信任和亲密感，并发展出亲密的关系。考虑到虚拟现实中的虚拟化身可以编程为显示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等提示，而且虚拟现实中的用户可以通过麦克风，耳机或扬声器等语音聊天系统进行通信，探究上述哪种观点能够最好地描述虚拟现实中的亲密发展显得十分有趣。
尽管不是完全的身临其境，但《第二人生》是一个免费的在线3D虚拟世界，里面的用户可以与其他用户进行交互，而这为在线关系的感知和内部运作提供了潜在的启发。在《第二人生》中，用户可以控制数字化身参与社交活动，如参加聚会，聊天，甚至是结婚，这为结识新朋友并发展亲密关系创造了机会。理查德·吉尔伯特（Richard L.Gilbert），诺拉·墨菲（Nora A.Murphy）克莱门蒂·阿瓦洛斯（M.Clementina Ávalos）调查了在《第二人生》中发展出亲密浪漫关系的被试，而被试认为双方的关系与在物理世界中发生的浪漫关系一样真实，对他们来说，在线关系超越了游戏，而且并不仅仅只是在线世界或在线角色扮演的一个方面。其他研究同样将在线关系的感受描述为真实，深刻和有意义。另外，迪勃拉·夸根布西（Debra Quackenbush），乔·阿伦（Jon G Allen)和克里斯托弗·福勒（J. Christopher Fowler）调查了《第二人生》浪漫关系中的依恋关系，并发现被试能够在在线虚拟关系中形成与现实关系中相同的强烈依恋。
也许更有趣的是，与现实生活中面对面的浪漫关系相比，被试理想化了《第二人生》中的浪漫关系。崔西·安德森（Traci L.Anderson）和塔拉·艾玛丝森莫斯（Tara M.Emmers-Sommer）在基于文本的计算机媒介环境中发现了类似的结果，两人认为与在线伴侣沟通的超个人性质创造了“对相似性，承诺，亲密度，信任，归因信心的理想化/高度认知，以及沟通满意度”，尤其是当被试经常与在线浪漫伴侣进行长时间的沟通时。因此，理想化的增加，以及因而对在线浪漫关系持积极看法可能是解释被试认为在线关系比面对面关系有着更高关系满意度的一个因素。
然而，在线关系并非没有风险。提供允许人们表达“真实自我”的匿名性同样可以用来表达“虚假自我”。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可能会对其性格，外表，兴趣和其他因素撒谎。英文“Catfishing”一词专门用于描述在线浪漫场景中的欺骗行为，而对此保持谨慎态度是网恋人士的主要关注点。在虚拟现实环境中，一个人可以创建一个假的虚拟角色，并欺骗他人这就是其在现实生活中的代表。在线发展恋情的能力同时增加了人们形成婚外情的能力，从而可能对现实生活伴侣的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6. 意义和未来方向
处于浪漫关系中会带来多种心理上的好处。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好处是有益于身心健康。例如，研究人员一直探索关系和死亡率之间的联系，并发现即使控制了诸如社会经济状况，健康行为（如吸烟，饮酒和身体活动），以及心理健康等因素之后，社交关系更积极的人往往寿命更长。在应对负面压力和生活事件（如亲人死亡）时，处于关系中的人能够寻求并得到关系对象的支持，从而有效地处理相关事件。另外，亲密关系可以起到自我支持的作用，不仅可以缓解人们在关系中的潜在负面或威胁信息，同时可以增加对挑战和反馈的开放性。能够与关系对象一起分享诸如毕业，分娩和工作机会等积极活动的能力同样可以为身心健康带来重要效用。与关系对象分享积极的新闻和纪念积极的事件与改善关系质量和增加积极影响有关，甚至可以增加事件的记忆性。
出于上述原因和其他原因，增加我们对亲密浪漫关系的形成，维护和后果的理解至关重要。我们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探索将虚拟现实作为研究成人依恋过程和理论建构方法的效用。例如，控制伴侣虚拟角色的存在，距离和运动能力可以帮助阐明非言语行为对依恋相关行为和目标的激活影响。纵向研究对于探究VR中社交的长期后果特别有用，特别是在与面对面交互和纯文本交流相比。鉴于虚拟现实的可供性，虚拟环境中的亲密关系将如何发展呢？虚拟现实的使用也有助于研究人员理解成人依恋类型的神经学基础，特别是考虑到网络心理学与社会神经科学交叉探究的文献越来越多。未来的研究还应该考察虚拟现实作为发展在线和离线关系平台的潜在积极和消极影响，特别是因为虚拟现实在主流社会中的日益普及。
7. 总结
社会科学家最近开始探索亲密关系研究与虚拟现实之间富有成效的结合。由于虚拟现实既可以作为研究亲密关系过程的工具，也可以用作形成和维持关系的手段，它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巨大的潜力。到目前为止，在成人依恋理论、虚拟现实和神经科学交叉点上进行的研究为深化理解关系过程如何运作提供了富有前景的结果和深远影响，特别是在日益数字化的社会之中。
原文链接：https://yivian.com/news/55553.html
来源：映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