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投主控，一直是国内电影公司最为重要的评价标准。
一方面，主投主控展示了电影公司在资金、制作、渠道等环节上的综合实力，华谊兄弟、光线传媒、万达影视、博纳影业等传统“五大”一直将其当成KPI来完成；另一方面，对“内容至上”的影视行业而言，主投主控更体现了电影公司对观众口味的精准把握、在内容层面的杀伐果断，一旦“押中”爆款，也意味着更大的项目收益和可观的资本市场回报，坏猴子、北京文化、开心麻花等新型民营影企，无不是仰仗主控项目的出色表现扶摇而上。
由于电影公司对项目的主控倾向，在过去，一部电影3家以内出品方的情况极为常见，而到了这几年，市场风向突变，留心看片头片尾的观众会发现，电影“出品”和“联合出品”栏出现的公司名字越来越多。
以2019年截至目前票房表现最佳的五部国产电影为例，《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出品方共计7家，《熊出没·原始时代》共计10家，《飞驰人生》和《疯狂的外星人》分别为16家、17家，当然，这俩不是最多的，《流浪地球》出品方高达27家……大屏幕都有点不够用了。
电影出品学来偶像养成节目的套路，玩起了“人海战术”，动辄十多个出品方抱团、主投主控反倒成“非主流”的背后，内地电影市场在经历什么？
“主投主控”意愿弱化，“大锅饭”风气兴起
为更直观地体现电影市场主投主控意愿的弱化，笔者对2015年至2018年间，票房排名前五的国产电影的出品方数量进行了统计（对关联公司合并处理），一般来说，这些大投入、大制作的“爆款”，引入投资方的需求也更为强烈，更能代表市场风向的流转。
2015年，《捉妖记》《港囧》《夏洛特烦恼》《寻龙诀》《煎饼侠》五部电影的出品方分别为9家、4家、4家、4家、3家，平均出品方为4.8个；2016年，《美人鱼》《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湄公河行动》《澳门风云3》《盗墓笔记》五部电影的出品方分别为10家、15家、7家、14家、7家，平均出品方为10.6个；
2017年，《战狼Ⅱ》《羞羞的铁拳》《西游伏妖篇》《芳华》《乘风破浪》五部电影的出品方分别为14家、13家、21家、16家、10家，平均出品方为14.8个；2018年，《红海行动》《唐人街探案2》《我不是药神》《西虹市首富》《捉妖记2》五部电影的出品方分别为31家、14家、16家、16家、12家，平均出品方为17.8个。
由近四年平均出品方数量的直线上涨，不难看出电影投资中愈演愈烈的“大锅饭”风气。
值得注意的是，电影公司主投主控意愿的弱化，并非针对某一项目，而有着“一概而论”的特征和趋势。
以徐峥为例，其执导的《人再囧途之泰囧》在2012年上映，这部成本在6000万元左右的电影由光线影业主控，由北京影艺通影视、北京真乐道文化及黄渤工作室联合出品，最终斩获票房12.67亿元，光线影业老总王长田曾在一次座谈会上表示“《泰囧》给光线带来超过5亿的票房分账收入”。2015年，徐峥执导的《港囧》拿到16.14亿票房，除导演的作品外，徐峥主演的作品《无人区》《催眠大师》《心花路放》《幕后玩家》等电影同样在票房上有着优异表现，通过这系列优质作品，徐峥的票房号召力按理来说已经“锁定”，能激发市场的赌性。
而到了2018年的《我不是药神》，除了脱胎于宁浩工作室的坏猴子影业、徐峥创立的北京真乐道文化及两人出任股东的欢喜传媒外，《我不是药神》另引入了13个出品方，包括北京文化、阿里巴巴影业、万达影视、优酷电影、猫眼微影等。也就是说，即便作品的票房表现能够提前“锁定”和预测、大概率将成为“爆款”，“大锅饭”的配方依旧不变。
抱团成势、属性捆绑、风险共担，投资方“扎堆”的背后考量
“大锅饭”风气下的出品方名单有着四大显著特色，其一是以“五大”为代表的传统电影制作公司被“削权”、话语权被下放，“喝口汤”的“联合出品”玩家数量急遽增加，新型民营影企冒头；其二是“票务方”在出品方名单上的体现，传统意义上的出品方涵盖制作、发行、院线等环节，如今，猫眼、淘票票等“强势”票务平台被纳入，产业链各方的功能属性被 捆绑，名单的“底层”设计成型；
其三是“关联公司”的明朗化，资本、特别是BAT资本入局电影行业后，电影公司已经有了“联盟”的势头，如从《西虹市首富》《羞羞的铁拳》《夏洛特烦恼》的出品方名单上，可以看到开心麻花和腾讯系新丽传媒的密切关联；其四是互联网影业公司走向产业核心，腾讯影业、阿里影业、爱奇艺影业、小米影业等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名单之中。
这些电影公司扎堆“抱团”，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大家子齐齐整整的背后，又有什么样的市场动机？
笔者认为，一部电影引入多个投资方本无可厚非，毕竟对国产电影来说，“缺钱”一直是一大待解难题。坊间传闻，在拍摄《战狼》时，吴京曾为筹措费用抵押房产，最终，《战狼》斩获5.45亿票房成为2015年清明档黑马。而到了《战狼Ⅱ》，吴京依旧向媒体表示“很缺钱”，投资2个亿的《战狼Ⅱ》也“招徕”了14家出品方。然而，当市场风气演变为大面积的“一家多投、多家抱团”后，更深层的原因也值得探讨。
分散风险是最直接的原因。以华谊兄弟为例，据其发布的2018年度业绩快报，2018年华谊兄弟实现营业总收入为38.98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2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9.86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19%。除商誉减值外，利润下跌的主要原因是《狄仁杰之四大天王》《云南虫谷》等主要影片的票房未达预期。
据笔者统计，华谊兄弟报告期内上线的8部电影，票房总收入不足15亿元。作为“五大”之一，华谊兄弟多年的影视经验并未能“抵御”影视寒冬，市场也比任何时候都更懂得“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道理——只有让渡收益，才能分散风险。
同时，出品方通过捆绑各自的功能属性，实现抱团成势的意图也愈发明显。2018年春节档的《红海行动》，背后有共计31家出品公司，除主出品方博纳影业外，还有华夏电影、阿里影业、咪咕文化、横店影业、大地时代等。31家出品公司为《红海行动》的制作、宣发、排片保驾护航，为影片的票房收益提供了多重保障，《红海行动》最终拿下年度票房冠军，名列中国电影票房总榜的第三位。
纵观票房总榜前十名的电影，出品方无不在10家及以上——抱团，似乎成为了电影的“增量”。
新“利益共同体”诞生，长期来看或将损害市场良性发展
对传统公司来说，它们能用如今的市场地位迅速组上一盘“资本局”，极大地降低自身投资风险；对新兴影企来说，它们跟着大部队“贴金”，既能混个脸熟又极可能以小博大；对互联网影企来说，抱团无疑能积累上游内容端的实操经验；对院线、票务等方面来说，它们手握的各类资源能通过抱团“变现”……不难看出，一条紧密捆绑的“利益共同体”诞生了。
短期看来，各方资源的整合毋庸置疑将增强共同体的战斗力，尤其在抱团成效喜人后，会引来越来越多后来者的效仿，被当成一条占领市场的捷径。
而长期来看，这种“捭阖纵横”却或许会损害电影市场的健康发展，原因不难解释——共同体由人为因素主导，市场规律的作用是欠缺的、不充分的，更值得警惕的是，共同体极易演化成“垄断体”。
上世纪中期，派拉蒙影业、环球影业、福克斯、华纳兄弟、米高梅等“大厂”建立了从艺人经济、内容制作到电影宣发、院线放映的全产业链布局，垄断了美国电影产业，赚取巨额利润，美国政府不得不通过“派拉蒙法案”来终止垄断。
“派拉蒙法案”明确规定电影制片厂不能够拥有或者掌控电影院线，发行和放映只能选择其一。由此，美国电影市场进入充分的市场竞争中，优质内容成为主导，好莱坞的工业化流程才得以逐步成型。
回到内地电影市场，“利益共同体”已经隐隐有了“协同垄断”的势头，制作方、票务平台、院线成为了一条船上的蚂蚱，谁都想让这艘船开得稳开得远，于是就有了资源倾斜，如将多家院线方纳入共同体的《新喜剧之王》和《飞驰人生》，在今年春节档“开战”之初就在排片上碾压《流浪地球》。换句话说，共同体的诞生已经有可能让排除在共同体之外的角逐方陷入“孤军作战”的境地，如非内容硬核，几乎很难翻盘。而长此以往，国内电影市场会不会重现“派拉蒙法案”诞生时美国电影市场的境况，大共同体会不会挤压小共同体及小公司的生存空间？
在笔者看来，放弃主投主控，几乎等同于做内容的放弃“内容至上”的信条——不想当将军的士兵，还是好士兵吗？
而那些因利而聚的公司们，在“筹钱”和分散风险不再成为主要考量因素后、在达到一定规模形成规模效应后、在拥有了对竞争对手的“打压”能力后，又有没有可能给尚不成熟的中国电影市场带来另外一种“不正当竞争”？这才真正值得深思。
【来源：锋芒智库 作者：大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