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蚂蚁集团在上海确定IPO定价的第二天，10月24日，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蚂蚁集团实际控制人马云在大会主题演讲中直言，金融的本质是信用管理，今天的银行延续的还是当铺思想，抵押和担保就是当铺。
“我们必须改掉金融的当铺思想，依靠信用体系。”马云这一句话一下将整个传统金融行业置于了对立面。
从余额宝开始，再到花呗、借呗、相互宝等产品的相继推出，马云一直走在金融创新的潮头浪尖。他曾自嘲为中国金融业的“搅局者”。时过境迁，蚂蚁集团上市在即，马云的这一番慷慨陈词，被不少人视为是新金融对旧金融的“喊话”，引发舆论的热切关注。在峰会中也引发了一番“针尖对麦芒”的回应。
新金融的本质是什么
在马云的眼中，今天的金融体系是工业时代的产物，是为了解决工业化而设置的全面的金融体系。而评价未来的金融体系唯一的标准应该是是否普惠、包容、绿色、可持续，背后的大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等前沿技术，今天能够担当起巨大责任。
财政部副部长邹加怡则强调，金融科技并没有改变依靠信用、使用杠杆的金融本质，在提升服务效率、增强金融可及性的同时，也加大了对金融安全的挑战。
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尚福林亦指出，金融科技本质上是一种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活动。无论叫金融科技还是科技金融，始终不能忘记金融属性，不能违背金融运行的基本规律，否则必然会受到市场的惩罚。
“这样的教训比比皆是。”尚福林说，前段时间的网络借贷、虚拟货币交易等活动，很多是披上了“金融科技”外衣的金融乱象，要坚决加以整治。
此外，尚福林认为，加快金融科技监管步伐也必不可少。数字信息传播速度快、关联广、影响大，依靠现场检查或者非现场监管报表人工分析研判的传统风险防范模式越来越难以应对。
关于金融科技的监管，他还提出了四点针对性建议：一是完善监管框架。密切监测基于科技创新的业务模式变化，建立规范化的监管规则标准。二是创新技术手段。从十多年前的“1104”非现场监管信息系统到前些年EAST检查分析系统，技术手段虽有提升，但监管的自动化、实时化水平仍需不断提高。三是加强人员培训。确保监管人员知识技能，足以应对新技术。四是加强协调合作。由于数据的跨境流动，需要监管部门更广泛的开展合作，包括与其他公共服务部门，不同金融业态监管部门之间，不同国家间协调合作。
巴塞尔协议限制了创新？
马云“炮轰”的对象并不仅限于国内的金融体系，监管全球银行业的巴塞尔协议被马云嘲讽“老年人俱乐部”。
在马云看来，“巴塞尔协议比较象一个老年人俱乐部，要解决的是运转了几十年的金融体系老化的问题，系统复杂的问题。”正是巴塞尔协议让欧洲的整体创新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尤其是在金融数字化方面。
邹加怡在当日的演讲中却强调说，面对疫情冲击，《巴赛尔协议III》实施期限适度放宽，各国金融监管容忍度适当提高，对维护金融稳定和推动经济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
邹加怡还提醒称，要建立、遵循相应的市场规则，防止金融科技诱导过度金融消费，防止金融科技成为规避监管、非法套利的手段，防止金融科技助长“赢者通吃”的垄断。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陈文辉亦在峰会上提到，中国的整个数字经济发展到今天，整个数字产业化走得比较快，在金融科技领域能够产生像蚂蚁集团这样的机构，跟整个监管上包容审慎的态度是分不开的。
陈文辉在讲话中透露，社保基金是蚂蚁集团投资者，第一轮已经重仓了蚂蚁集团，现在也非常积极参与IPO，等待配售份额公布。
陈文辉肯定说，整个的产业数字化转型是下半场，而在下半场当中，金融产业的数字化担负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搞得好对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再次腾飞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可是如果中间出一些岔子，也会带来一些风险。
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
马云表示，他一直强调互联网金融必须有三个核心要素：一是丰富的数据；二是基于大数据的风控技术；三是基于大数据信用体系。用这三个标准衡量，就会看到P2P根本不是互联网金融，但是今天不能因为P2P把整个互联网技术对金融的创新给否定了。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李东荣则在峰会上非常明确地表示，所有的金融业务都该纳入监管，不管“移动金融”、“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还是“数字金融”、“智能金融”，本质还是金融，同类业务适用同等监管的一致性原则。
马云还将矛头指向了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政策比作是办公室理论：“专家和学者是不一样的，专家是干出来的，干得很厉害，但不一定会总结，很多学者是不具体干，但是能从别人的实践中形成理论。只有专家和学者结合起来，只有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去创新解决今天和明天的问题。我们需要来自实践的理论，不是来自办公室理论的实践，P2P很多，就是来自办公室理论的实践，正确理解P2P给我们的巨大教训，不是否定互联网技术，更不要再重复办公室理论的实践。”
李东荣则表示，随着数字金融蓬勃兴起，原来现有的存量治理规则的适用性下降，增量治理规则的需求上升。监管、行业自律、规则标准的供给不够，认识不够并且研究不够。
李东荣指出，在中国，近年来金融管理部门和有关行业自律组织，以业务规范、信息披露、资金存管、数据治理、技术应用安全等为重点，也在加快建设涵盖监管规定的行业标准，制定规则等战略的多层次治理规则体系。这一治理规则体系有很强烈的共性需求，为数字金融下一步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较好的保障。
马云呼吁监管给金融创新更多空间：“好的创新不怕监管，但是怕昨天的方式去监管，我们不能用管理火车站的办法来管机场，不能用昨天的办法来管未来。”
而李东荣却直言，在拥抱创新的过程中，如何在促进创新发展，同时又把握好风险的同时，还需要树立恰当的正确理念：所有的金融业务都该纳入监管，不管你叫“移动金融”、“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还是“数字金融”、“智能金融”，它们的本质还是金融，所以这条原则必须贯穿始终；充分肯定科技重要性的同时，要避免走入“技术万能论”的误区，并由此忽略对人的管理。技术的背后，不管人工智能，还是大数据或者是科技手段如何应用，驾驭人的管理不可能因为这些东西将它取消掉，怎样将它结合好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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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经记者 李玉雯 每经编辑 段炼 孙志成
10月24日，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在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表示，金融的本质是信用，必须改掉金融的当铺思想，依靠信用体系发展。今天的银行还是当铺思想，抵押和担保就是当铺，但是仅靠资产抵押的机制会走向极端，有些企业要把资产全抵押出去，压力巨大。
他认为，抵押的当铺思想难以支持未来世界发展对金融的需求，须以大数据为基础的信用体系来取代当铺思想，让信用等于财富。
事实上，缺少抵质押物是诸多小微企业长久以来面临融资困境的关键所在，尤其在今年疫情冲击下的特殊时期里，这一“瓶颈”更加凸显。在此背景下，监管有意引导金融机构采取合适方式加大对小微企业的信用贷款支持，而这也使得完善信用体系建设更为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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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范若滢接受每日经济新闻（微信号：nbdnews）记者采访时表示，信用体系的建设与完善，有利于消除金融机构与企业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金融供给与金融需求的匹配度。未来需要花大力气建设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包括打通政府部门间的信息共享通道、提升社会信用体系数字化水平、完善信用监管惩戒机制等方面。
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投放力度加大
一直以来，抵质押物匮乏都是小微企业融资过程中的“拦路虎”，因此创新方式、提高信用贷款发放也成为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的重要切口。今年受疫情影响的特殊时期里，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保障力度，更是做好“六稳”、“六保”工作的重要基础。
今年6月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等五部门印发《关于加大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力度的通知》，明确人民银行通过创新货币政策工具使用4000亿元再贷款专用额度，购买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银行2020年3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新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的40%，以促进银行加大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投放，支持更多小微企业获得免抵押担保的信用贷款支持。
上述通知同时强调，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注重审核第一还款来源，减少对抵押担保的依赖，丰富信用贷款产品体系，确保2020年普惠小微信用贷款占比明显提高。获得支持的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制定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投放增长目标，将政策红利让利于小微企业，降低信用贷款发放利率。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20年第三季度例会也再次明确，要切实提高普惠小微信用贷款发放比例。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2020金融街论坛上透露，截至8月末，银行已累计对157万家市场主体的贷款本金和81万家市场主体的贷款利息实施了延期，共涉及3.7万亿元到期贷款本息；3月至8月，银行累计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超过3000万笔，共计1.89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6300亿元。
完善信用体系以提升金融供给匹配度
虽然小微企业获得的信用贷款支持在不断加码，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金融资源配置过程中，仍然是资质优良、抵质押物充足的企业会受到银行更多的青睐。
记者在走访多家银行发现，不少银行在对接小微企业时也提到企业质量问题。即大家都想找优质资源，寻找优质企业，中小银行要与大行竞争不得不寻找更多出路。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盘和林表示，金融的本质的确是信用，但中国目前信用建设确实也有一些缺陷，体系尚不完善，因此银行不得不用抵押或者质押来弥补信用缺陷。银行的属性决定了其就是要控制风险，这和风投或者金融科技有所不同，也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构建多层次金融体系。
某大行信贷管理部人士坦言，银行本身是风险厌恶型的，在授信过程中肯定还是希望有比较充足的抵押。尽管银行目前在推进小微企业信用贷款发放，但这其中也需要满足特定的条件，需要从企业的历史经营情况、工商缴税数据、行业所处地位等多个维度去综合判断企业的还款能力以及放贷的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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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大行人士对记者表示，其所在银行也在推广信用贷款的产品，但是符合资质的企业其实并不多。“有些缺钱的企业刚刚起步，除非有政府机关等担保，不然银行很难纯信用放款几百万。而且不同于抵押贷款额度高，我们现在纯信用企业贷款最高只有200万。”
范若滢告诉记者，传统的金融供给与大量小微企业的金融需求并不匹配。一方面，商业银行以抵押为主的信贷模式，导致门槛过高，大量小微企业缺乏相应的固定资产，较难获取所需金融资源；另一方面，小微企业融资往往具有短、频、快的特点，传统信贷模式在灵活性、创新性等方面存在短板。在此背景下，“信用体系的建设与完善，有利于消除金融机构与企业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金融供给与金融需求的匹配度。”
在盘和林看来，金融的信用体系建设，有赖于全社会的信用体系建设。把信用问题完全归咎于银行，是值得商榷的，因为银行也是市场主体。实际上，近年来整体上我们的信用建设从无到有，已经有了不少改进，包括老赖进入黑名单等，银行也在利用金融科技等手段改善信息不对称，各方面都在逐步完善中。
范若滢表示，未来需要花大力气建设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第一，打通政府部门间的信息共享通道，推动税务、司法、金融等多方机构信息的综合，扩大社会信用体系的覆盖范围；第二，应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探索线上线下信息平台的共同发展，提升社会信用体系数字化水平；第三，引导、鼓励企业积极反馈相关信息，建立健全信用信息自愿注册机制，完善信用监管、惩戒机制。
【来源: 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