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苏清涛

滴滴司机动辄被抓，滴滴CEO是政府座上宾

“现在，共享经济涉及打车、租房、私厨等多个领域，门类很广，有的是合法的，有的是不合法的，那么，究竟哪些合法、哪些不合法，有没有一个评判的标准？是不是只要动了政府的奶酪，或者得罪了强势的利益集团，就不合法了？像滴滴打车这种，本来是不合法的，但因为快速积累了规模庞大的用户，因而，可以‘挟用户以令政府’，进而取得合法地位？”

在上个月的亚布力企业家论坛2016夏季峰会上，我向易到打车创始人周航抛出了这个问题。周航的回答颇具戏剧性：

“在网络约车领域，出现了两种冲突，既有出租车和专车之间的冲突，也有监管机构和新业态之间的冲突。在这中间，还呈现了一个很荒诞的现象——一方面，出门就被抓，另一方面，进门就成为政府座上宾，把我们树立为创业创新的代表。而出租车司机呢，昨天刚刚把专车司机打了个血淋淋，今天，他就不开出租车，转身开专车去了。所以，我们是在‘冒着炮火前进’，边冲突边前进。”

滴滴和uber等专车司机“出门就被抓”，早已不是新鲜事，很多专车司机由于害怕被抓，都不敢轻易去车站等敏感地带。而“进门就成为政府座上宾”，也有不少例证：

2015年，滴滴打车尚未取得合法地位，但在2015年下半年，滴滴CEO程维却在多个高规格会议中密集获得中央高层接见。9月初，程维作为达沃斯论坛最年轻的轮值主席，进行了“共享经济让交通资源发挥到极致”的主题演讲，并受到李克强总理的接见；9月23日，习近平在西雅图出席中美互联网论坛，程维作为最年轻的中美两国30位商界顶级领袖获得接见；12月11日，在乌镇召开的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滴滴成为最年轻的参会企业。

滴滴CEO程维

周航所说的“出门就被抓，进门就成为政府座上宾”，固然没错。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被抓的，都是一个一个具体的小司机，而不是平台的运营者；但成为政府座上宾、风光无限的，却不是小司机，而是平台的运营者。

不表态，就是对你最大的支持

周航还提到了监管经济牵扯到的法律问题。“在西方国家，法无禁止即可行，但是在中国却是只有法律明确规定了你可以干，你才能干。现在，面对这些新鲜事物，法律体系还不完善，如果完全按照现有法律去做的话，你会发现，好多事情都没法做、我们根本就无法创业。对我们这些顶着炮火前进的创业者来说，坚持的动力，来源于我们心中有一个价值观，我们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有意义的。”

小猪短租创始人陈驰偶尔也参加政府的讨论，他也是“政府的座上宾”。 “很有意思的是，在我们跟政府谈的时候，有政府官员会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像专车那样问政府是否合法，一问，就麻烦了，你很难适应这个监管。监管条款一来，小猪短租上的房东都得把房子公布出来，他还要去找消防部门、卫生部门盖章，但这基本上是行不通的。政府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一方面对这个体系中的问题很有洞察力，同时，又在必要的时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创业者以更多的生存空间。”

对陈驰的这一番话，周航很有共鸣：“早年间，我们也是傻乎乎的，急着跟政府沟通，‘这个事是好事，绿色出行，是不是支持我们一下？’有一个很有经验的官员，在内心里很支持我们，但他又不方便表态，于是便说：‘我们现在对你最大的支持就是不表态，如果指望表态一定是表一个对你不利的态度’。”

政府管平台，平台管车辆、司机

2015年11月，在中央网信办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滴滴副总裁王欣说，目前，整个管理体制，还是滞后于创新发展，在某种意义上仍是一种旧的体制来管理创新。

“举个例子说，现在专车平台上75%的司机是兼职，但若依交通部的管理办法，不管是兼职、全职必须按照全职进行事前审批，甚至要签订劳动合同，如此一来兼职经济所代表的分享经济的特点完全消失殆尽了。分享经济的特点是碎片化资源的使用。这样一种碎片化的资源，如果完全按照以前的管理方式，比如出租车的管理方式，要求强制八年报废，就丧失了分享经济的优势，使分享经济的门槛变得非常高。”因此，王欣呼吁，分享经济需要全新的管理体制，特别是从创新、鼓励的角度来监管这一行业。

周航也坦言，在他看来，任何行业都需要监管，但关键是怎么监管、谁来监管。“监管对象就一定是从业者，监管者自然而然就应该是政府？其实，如果有行业协会，对行业的自律可能是更合理的方式。”

陈驰则发现，政府官员已经开始探讨社会化的管理方式。“原来是政府管理千头万绪，现在，是逐渐将权限下沉到平台企业。平台的运营者最怕出事，因此，他们最有动力把内部监管做好。过去十几年互联网的健康发展，平台本身的监管起到了很大作用。”

2015年10月，在《网络预约出租 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期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薛兆丰、滴滴出行政府关系副总裁王欣、海易出行总经理何鹏飞曾做客《新华访谈》，对专车发展建言献策。“政府管平台，平台管车辆、司机。”当时，薛兆丰提出这样一种说法。“如果政府直接管车辆，那它就变成一个巨大的、庞大的出租车公司；但当平台有积极性这么做的时候，他们就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意外。遇到具体案子，还应该让事故部门去调查，分清责任，分清以后，相应各方分担当中的赔偿和责任。”

在访谈中，王欣称，为了让乘客和司机，甚至让第三方能够体验更好，在专车出现交通事故后，滴滴会对乘客实行先行赔付机制，然后再来通过其他手段解决谁负主要责任的问题。事先监督总要比事后追责来得容易一些。因此，滴滴承诺，每个车辆或者每个司机是不是能够进入平台，是不是适合提供服务，由平台来负主要责任。“国家把权限下放，我们也承担这些责任，和政府一起，起到监管行业的作用，保证消费者的安全。”

PP租车曾出现过车主的车被异地非法抵押等案例，但在出现漏洞和问题后，PP租车及时完善了风控体系。目前，PP租车选择的是实名认证的注册会员制。注册时，需要提供身份证信息和驾照信息，并对接公安、交管部门信息系统进行验证，租客驾照必须是满6个月、扣分不超过9分，且近3年中没有酒后驾驶、危险驾驶的前科、没有被暂停驾照的经历。

小猪短租也在发展早期，扩张过快，大量二手房东和中介涌入平台，虽然带来了流量，却损害了品牌并影响了用户体验。其后，小猪短租减缓了发展速度，不仅对房东进行严格审核，而且也开始建立用户的信用档案。

“当每个人的行为都可以被追溯，陌生人间的交易交往就变得自然可信。”陈驰说，建立完整的个人交易信用和风控体系，是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就像犯罪案件会推动法律的修正完善一样，信用危机事件也会促进共享经济平台更趋于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