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的网约车争论中，从创新企业、到中央领导到各部委，再到地方政府部门，再到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与消费者，展开了一场复杂的、激烈的博弈。在这场博弈中，虽然既得利益与新技术带来就业、消费者福利之间的博弈，这类议题是公共政策中绕不过的议题，但是，轴距、补贴、司机绕路，这些议题不应该完全遮蔽那些更宏大的议题。

滴滴、Uber这样的公司，本质上是科技公司。在现在的“风投—用户—上市”的玩法下，所有科技公司在技术上都是非常激进的，因为一个开拓新的技术点，就意味着更大估值、市值，所以我们看到谷歌投入无人驾驶、步行机器人；facebook在VR领域积极进取；特斯拉则义无反顾的在新能源“冒进”等等。这就意味着，以往漫长的技术革命与技术路径的确定过程，在资本的支持下，被这些公司缩短到一个很小的窗口期。所以，这些公司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因为，任何一次大国崛起，在本质上都是技术革命。

十八世纪末在英国发足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蒸汽机为代表，以机器取代了手工，带来了英国的崛起；二十世纪初福特发明完善的流水线大批量生产，掀起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了美国的崛起。

新技术从来离不开刺激与保护。在美国1787的制宪会议上，在通过第一条第八款的其中一则内容时，代表们不在争执不休，一致同意。这一则的内容是：“为促进科学和实用技术的普及，对作家和发明家的著作和发明，在一定期限内给予专利权的保障。”美国是第一个把专利权写进国家宪法的国家。正是美国人的这一做法，激发技术创新的热情，美国人开始向世界科技的制高点进军。

除了法律对创新的保护，创新更需要的是市场精神。

最近林毅夫与张维迎就政府能不能“有为”的识别产业的比较优势，展开了一场激烈争论。简单的说林毅夫更偏重政府的有为，而张维迎更强调市场。

前者更符合当下所谓工业党呼唤的星辰大海的口味。工业党们羡慕美国人的坚船利剑、羡慕美国人的大推力火箭，希望通过政府的投资，来达成这一切，殊不知，美国人取得的这些成就，有看得见的手“政府”而更为基础的机制仍然是看不见的手“市场”。

相比中国政府统御一切下的国有军工企业、“863计划”、国家项目资金、党管大学组成的科研体系，美国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波音、雷神这些顶级军工私营公司，以及自由的高校之间的竞争，无情地反映了“中国模式”的优劣。

在世界IT业的波动式发展中，苹果的瓶颈被微软发现，微软的瓶颈被谷歌和苹果发掘，发现谷歌社交领域瓶颈的不是政府，是Facebook。而Facebook也不是如电影中所说的借助一个点子凭空出现，在它之前，有Meetup、Friendster等企业长达10年的逐步试错。这都是市场自觉完成的过程，没有指导、没有计划、没有创新小组，没有高科技委员会。

美国人在市场中完成了 、流水线、计算机、互联网等等领域的试错，并获取了红利。某种程度上，美国人已经制定了当下的信息技术标准，全世界都运行在它们制定的网络体系上，虽然中国自己的网络标准的叫喊不时冒出头，但那不过是冲着政府预算的忽悠。苹果，谷歌，微软，高通，英特尔定义了整个信息产业的硬件和操作系统的规则，即便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芯片，中国厂家仍然只能在人家铺好的路上跑。

实际上，这个试错过程仍在迅猛的进行之中。实际上，在今天，新的科技企业已经在制定下一代的标准，已经在铺就未来的道路，全球性科技企业的影响力已经某种程度上超过了国家的边界。

然而，试错的风险是巨大的，过程是漫长的，所以企业家需要确认自己是否能获得红利。

现在无人驾驶，乃至其他智能辅助设备，是未来趋势。把握这种趋势，在这种趋势上领先，需要消耗资金、技术人员创造性，以及企业家才能。如果中国的企业家的才能、资金都消耗在于监管周旋，在夹缝中求生，后顾之忧，势必影响对技术创新的投入。更重要的是，其中不合法的监管，影响长远的稳定预期，势必导致企业行为的短期化。简单的说，一项技术，父亲投资，可能儿子才能收获，所以，对于趋势性、基础性的新技术研发而言，长远而稳定的预期是最重要的。

在林毅夫的观点中，政府所要做的就是减小吃螃蟹的企业家的风险，然后，现实却是，企业情愿自己承担风险，但求政府给一个成功后能获得红利的预期。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作为一个工业体系完备的国家，中国的确具有进一步在全球产业链上升的潜力。加之世界经济的整体转型，的确存在弯道超车的机会。但正如前面所言，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科技企业间的竞争是以月为单位的，技术路径的选择被浓缩在短时间内，于是，同样水平线上的企业因为所处国家政策环境的影响，其精力和资源有可能完全投入不同的方向。在最近政策争论中，Uber和滴滴都是目前移动出行领域最顶级的公司，一个在研究无人驾驶，一个却陷在和中国各地的处长们纠缠户籍与轴距。这种窗口期、弯道期的外部环境差别，在短时间内就会导致技术产业的巨大差别。

所以，如果中国不抓住弯道赶超的机会，让市场与企业家有充分的环境去发挥能动性，那么，以后中国人的 将使用的是谷歌的无人驾驶技术，中国的人工智能系统仍然停留在大学之中，无法大规模应用；不发展移动出行技术和大数据，未来中国的 和城市交通就跟电脑手机一样只能在别人制定的规则，别人的芯片和操作系统上跑，就像今天的汉芯之于英特尔、高通。所以，创新的差异绝非仅仅由技术存量状态导致，更由于不同的产权保护、自由的思想、公共政策导致的不同创新动力造成。

【来源：蓝鲸TMT网   作者：刘远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