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的一天中午，中国手机ODM公司海派在印度诺伊达的新建厂区门口，二三十名当地来求职的年轻人围堵在此，久久不愿散去。尽管工厂已明确告知暂停招工，但这些年轻人仍然坚持蹲守，只为获得一个优先录用的机会。

两周前，海派在当地招收了首批员工，月薪500元人民币起（约合5000印度卢比），这在印度劳工领域已经是一份不错的收入。“上次招工时，一大批人围过来，大门口路都走不通，警察都来了。”海派印度负责人王秀春告诉腾讯科技。

早在四年前，中国手机产业开始越过东南亚，包括品牌商、代工商、零件配套商（电池、充电器）、包装商、材料供应商等等，纷纷开进印度，受到当地劳工的欢迎。

从1995年引进三星电子以来，印度手机行业已好久未见如此大规模招聘景象。现在，大量印度年轻人聚集在诺伊达、金奈和孟买等地工厂中，为来自中国的雇主打工。

中国手机已经从整个产业链上改变印度手机行业版图。这包括两种方式，一种是OPPO、vivo和金立的模式，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内循环，供应商多数为长久生意伙伴，相互之间帮衬一起打市场；另一种是手机ODM代工模式，包括中国的闻尚、财富之舟和与德等，与台湾的富士康、美国的伟创力类同，代工产品贴牌进入印度。

海派是后一种类型中新晋成员，2016年3月开始兴建，至今年6月，海派在诺伊达的新工厂将投入生产，年设计产能1500万台，首批客户有中国小米和印度Micromax。

那些在国内实力雄厚的ODM厂商，比如闻泰、龙旗和天龙等等公司，在印度调研一番后，考虑到中国和印度复杂的客户关系，名义上退出了印度，实则通过一些隐晦形式进驻印度。比如，目前月出货量达100万台的闻尚，其老板与闻泰老板是兄弟关系。

“目前在印度设厂的手机相关企业近百家，未来3-5年，手机核心部件厂商也将逐步向印度迁移，印度手机产业链已经初具雏形。”在印度中资手机企业协会秘书长杨述成看来，印度很可能成为继中国之后新型产业制造基地。

图片来源：手机报

当然，这后面可能仍然都是中国投资人的身影，“市场上是中国人自己之间的竞争。”穿梭在印度的手机圈内人已经意识到如此局面。财富之舟印度工厂负责人李格、闻尚印度负责人姚进基等认为，中国企业在印度合作才能共赢。

“国内市场早就饱和了，印度成为手机行业必争之地。”海派印度负责人王秀春并不惧怕中国人在印度的短兵相接。“印度市场容量非常大，13亿人口，智能手机普及率30%，市场整体月出货量才2000万~3000万台，还存在巨大缺口，而且客户群体不一样，影响不会太大。”闻尚印度负责人姚进基则表示。

当然，印度是否能成为中国之外最大的市场，对中国手机行业而言，短期来看当地宏观经济数据的影响很重要，比如人均可支配收入、4G网络用户等等；长远来看，还受制于印度人的政治文化、情感偏好、思维习惯等等，这些因素发挥着更长远影响力，给前来淘金的中国公司带来更多变数。

投资建厂的落地难题

曾经纷拥而入的中国手机厂商们本有可能聚集一起，在印度构成一个中国产业新区。

2016年，中国两家房地产厂商万达和华夏幸福在印度接触过一些手机产业链公司。他们设想通过吸引手机相关公司入驻，在印度市场打造出一个样板产业园。过去一年时间，万达、华夏幸福先后与哈里亚纳邦签了购地开发协议。

图片来源：手机报

不过，两件事打乱了部署。一，万达所购地拆迁过程中遇到当地居民抗议；印度土地私有，由政府代征仍然引起很大反弹；二，中资小企业到印度，宁愿选择租赁厂房求“短平快”，不愿入驻产业园区，像OPPO、vivo等大公司，可以自己与印度邦政府谈投资。海伦堡地产投资副总监宋林立认为，在印度投资，各党派、政府机构相互牵扯的大环境之下，不是莫迪政府出台一个鼓励制造业发展的政策就能立竿见影。

最终，同在哈里亚那邦的金立、闻尚等，选择自己解决建厂问题，没有进驻由万达所建产业新城。

闻尚公司门口

对中国人而言，印度很多方面可能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这点海派印度负责人王秀春印象尤其深刻。海派属于航天科工集团，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政策，2016年3月来到印度。当时，海派进驻诺伊达较早，王秀春没有先例可借鉴，凡事得自己摸索。

注册公司是第一个困难。在“中国注册公司，办法律文书，办财务，部门有一个很明确文件讲清楚，一般研读完就搞明白了。”王秀春说，印度却没有成文办事规则，搞清楚有哪些优惠政策都很难。

印度莫迪上任总理之后，招商引资，大力发展经济，拉动GDP，想要发展“印度制造”，但是印度28个邦都有自己的首长、法律，邦与邦之间还有税。手机建厂的外商注册办法，邦里没有明确条文，主管部门也不明所以。

“你要一步步地去问，走到哪儿算哪儿。”王秀春说，“问个路，印度三个人可能答案都不同。”王秀春对印度人发散性思维与中国人求标准答案的思维区别很烦恼。

第二个困难是找厂房。国内工业厂房都很标准、清晰，但印度2万平方米以上承重设计、内部结构达到中国标准的极少，这是一些公司购地建厂的内因。

王秀春在印度的工作推进远达不到他的进度要求。一边找厂房、一边注册公司，耗去了半年时间。厂房建成之后做工人培训，全套资料从国内找来翻译。印度求职人员虽多，但是像国内那样的熟练技工却难找。

海派订了一些基本选人标准。第一考虑男员工，不要女员工，避免晚上加班；第二，学历至少高中以上，能说一些英语；第三，在Micromax、LAVA、Intex手机公司工作过优先，可以减少培训，工资可以从之前的600元人民币上涨到1千块；最后，年龄不要超过30岁，年龄小有培养潜力，没有工作经验的都是500元人民币月薪起，人均工资大概1100元-1200元全包。

“印度人动作慢，能偷懒就偷懒，流水线开不了那么快，只能开到70%，效率低、技能低造成材料报废多。一个月给他开1千块钱工资，说实话，相当于国内工作标准给他开了2千块钱。”王秀春说，一起算下来，在印度投一个工厂，比国内同样面积工厂成本至少要高一倍。

坐镇vivo印度工厂的支月朗的遭遇比王秀春好不了多少。尽管印度生产线不是新进的高难度工艺，只是把国内的一些设备平移过来，加上人工便宜，降低了零配件进口关税，但在印度开工厂并不比国内便宜。

”印度的东西质量不好，想长远发展的工厂都从国内拉物资，成本因此攀升。”支月朗告诉腾讯科技。

印度为了引进更多手机厂商到国内直接投资，还提升了整机进口关税。整机加征大概13.5%关税，意味着1千块钱销售收入要加135元人民币税，但进口零配件则免税。下一步，王秀春打算建一个大工业园，把手机、配件和更上游的材料都引进来。

“中国手机产业链在往印度转移，早来、晚来，我估计大家都得来。”王秀春说。

现在，印度废除500元、1000元旧钞的影响逐渐结束，印度制造业全面回暖，财富之舟月出货量达100多万台，另一家公司闻尚同样生意好转。“闻尚在印度十几位中国人管理近2000人印度工厂，门口飘着五星红旗，工厂月出货100万台手机。” 印度中资手机企业协会秘书长杨述成告诉腾讯科技。

印度中资手机企业协会秘书长杨述成 （前排最右侧），海派王秀春（居中偏右着黑衣者）

闻尚2016年出货量750万台，其中6成供中方品牌，4成供印度品牌。客户之一是从非洲转战印度的中国公司传音控股。传音总部在中国深圳，目前旗下拥有TECNO、itel、Infinix三个手机品牌。2016年，传音功能机出货量逆势而上，增幅超过100%。从纯粹出货量来说，传音已经进入全球Top 5，印度成为该公司下一个全力开拓的市场。

印度本土厂商的迷途

中国手机公司在印度开疆拓土，并未遭遇到本土厂商的有力抵抗。

印度本土最大的手机公司Micromax，在离德里机场约30分钟车程的一幢独立的蓝色幕墙包裹的大楼里。地下一层，一小半是餐厅，另一大半是产品测试区，基本都由黄色面孔的中国人占据，他们三三两两地围在一起，鼓捣着桌子上的手机整机和零配件；个别由Micromax当地员工把控的测试房间，大门上贴着“非请莫入、本地员工专属”含义的英文告示。

尽管印度本地厂商发展已有很多年，但与中国手机相比，从资金实力、科研水平、加工工艺和人才储备等方面来比较，都处于下风。消费者低下的购买力，将印度手机厂商引向了苛求低价的桎梏。印度手机厂商不断压价的结果，导致有实力的大厂不愿接单，报价更低的小厂抢去生意却最做越差。

2016年，受中国手机品牌商猛烈市场冲击影响，Micromax市场份额急跌出前五名。

去年，Micromax曾尝试与中国规模居前的ODM厂商闻泰公司合作，看中其在中国给小米和魅族设计的千元机成功案例。无奈首次尝试，操作不圆熟，这款手机销售没有打开局面。此后，和闻泰的合作便终止。

Micromax眼下正与中兴下面的兴飞公司合作两款手机。但这些手机公司并不能获得充足资源支持，处境会很艰难。Micromax要改变现状，需要加大魄力打造爆款。

但是问题在于，公司内部有四名联合创始人，内耗严重；每年2000万台出货量里，有一半功能机。功能机利润日薄，智能手机确定是未来趋势，公司战略却不能忍痛强行砍去功能机以便起集中兵力于智能机。机海战术实施过程中，总有几款手机因品质拉低品牌形象；再加上设计、制造工艺落后，资金实力不强，吸引不到人才去改变。慢慢形成恶性循环。

印度本土另外一些手机厂商Intex、Lava和Karbonn等基本都是中低端品牌路线，与中方公司合作。Intex手机负责人Ishita Bansal告诉腾讯科技，其父亲Sunil Bansal作为Intex创始人之一，有着十多年来往德里和深圳的经验。Lava则与中国禾苗公司进行代工合作，Karbonn现在的代工商里也有闻尚。

Intex手机负责人Ishita Bansal

遭到中国手机公司猛烈的正面冲击之后，印度手机纷纷升级供应商。这一轮中国手机进驻印度导致一个结果，前几年中国的山寨小厂在国内被清扫一遍后，在印度没有逃过再被清扫一遍的命运。

事实上，OV等国内公司实际上瞄准的是三星、苹果，已经不把这些本土公司当作竞争对手。这些公司接下来将受到另一家中国公司传音更猛烈的冲击。传音占领非洲大多数手机市场之后，于去年强势进入印度，功能机和智能机一起做，声势凶猛，从Intex挖走高管，手机价位对印度本地产品很有冲击力，目前月销过100万台，去年整体销售过1000万台。

“印度当地品牌都在找中国品牌合作，以求生存。不这样，会死得很快。”海派印度负责人王秀春说。

文化融合焦虑

3月27日，印度发生了一起引起印度中方手机圈普遍关注的大事：OPPO在印度诺伊达的工厂，因为一位中方员工未能尊重印度员工文化习惯，最终引发了长达9小时的印方员工罢工对抗，引发警察出动。这件事导致紧邻的海派工厂也放了假，免遭池鱼之殃。

海派一位员工甚至担心，中国厂商在印度的“一个大市场可能就此结束。”

印度市场上还有不少韩国、美国和台湾地区公司，万一此涉及民族情绪的事情被别有用心人利用，对中方公司非常不利。类似事情曾经发生过。更早一段时间，富士康的印度手机品牌Infocus，推出了一个贬低中国的户外广告，引起圈内人士一片愤慨。最终富士康换上老酷派人孟志赟接手，撤换了原有一拔负责人。

中国和印度，最近十几年发展速度都很快，因为地缘关系、历史因素和民族情绪、文化隔阂等原因，印度消费者对中国品牌的态度比较特殊。相比中国产品，印度人更容易接受韩国、日本公司产品。在印度的大街上，省油的日本铃本两厢小车，占八成以上；韩国的空调，也走进众多当地人家中。但是，中国华为的电信设备、中国地铁项目等，都在印度开展不顺利。OV品牌，当地很多人甚至以为是韩国产品。

文化焦虑甚至会渗透到具体公司管理。财富之舟之前曾出现过印度人在管理过程中拉帮结派，形成印度人自己小团体，对抗来自中国的管理层成员，后来中方不得不全部撤换调整。

品牌商OPPO、vivo大手笔的市场操作，加价包广告牌，买地、赞助板球出手数十亿等等树立起来的土豪形象也需要些许改变。改变方法之一是增强创新、技术等内涵，美国、日本等公司正是凭此最终征服了印度民众。腾讯科技接触到当地业内人士，偶尔能听到他们提及OPPO的创新，这或许是一个好的开端。

如果莫迪政府连任，对中国公司也会是利好消息。对在印度铺开的中国手机产业而言，印度开放的大方针能否能继续很关键。

从国内政策来看，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腾讯科技，国内推出“一带一路”，走出国门是大方向，但是2017年初以来，国内资金外溢现象加剧后，从外经贸委到发改委等相关部门都加强了资金出海管控，短期对中国手机产业登陆印度是一种制约。

但长期来看，很多中国手机公司都已定下继续西进的计划。2016年9月，金立新工厂选址印度，占地面积50英亩，计划年产能为3000万部手机；OPPO在大诺伊达厂区的设计产能是年产5000万台，同样埋着西进伏笔。未来，最重要的竞争，仍然要看中国手机与韩国、日本和美国产业链上的综合实力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