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地方广电而言，改革者和受益者正在成为新一批的逃离者。

6月28日，微博ID：卫视大混战曝出消息：“湖南卫视知名总导演@廖珂或者廖爹廖珂确认离职，卫视代表作《湖南卫视跨年晚会》《花儿与少年》《中国最强音》，这是继《爸爸去哪儿》总导演谢涤葵后，芒果台又一大佬走出体制。”

早前，更重磅的消息在朋友圈和微博上流传：包括浙江卫视总监王俊在内的几位卫视频道总监也被传将离开体制，更有报道指出山东台副台长闫爱华将加盟乐视。截至目前，除闫爱华公开否认之外，这轮消息所涉及的当事人和卫视平台尚未做出正式反馈。

无论廖珂是否真的离开芒果台，一个明显的趋势却正在发生。仅从2015年年底开始，卫视范围内已经开始出现新一波的离职动向。先后有原湖南卫视《爸爸去哪儿》总导演谢涤葵、原浙江卫视《奔跑吧兄弟》总导演岑俊义、原深圳卫视《极速前进》总导演易骅、原东方卫视经营中心副总监、广告总监袁春杰、原江苏卫视频道副总监、节目部主任赵军、原湖南广电副台长王平等，不同卫视的内容创作者和高层管理者开始选择离开体制进入市场。

同时，这些离职者的下一站也较为集中：选择自主创业成立内容公司，或者加盟视频网站担任高管，从而形成新的一股市场主体和力量。

利益和空间是吸引人才流动的磁铁，广电离职潮本质是人才的流动，也是市场的选择。虽然核心团队的离职对卫视的内容生产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对于有着求变基因的强势卫视平台而言，在理论上，每一次大规模离职都可能会引发体制内新一轮、被迫式的持续改革。

但是，广电体制改革必须服从和妥协于整体改革环境，并且拥有时机和条件，如果持续如今高层意识形态控制继续从紧和国有企业改革宽容度依旧较低的状态，广电体制改革将遭遇“玻璃门”，即文件纸面和政策表态上拥有可能性和空间，而实际中却是步履维艰、无法动弹。

地方广电改革正在进入某种悖论：从2015年开始，广电体制内改革的外部环境和边界正在收紧，之前改革所释放的人才和团队，由于体制无法继续满足自身对于物质、地位和内容方面的诉求，因而构成了新一批离开体制的主力人群。

“如果体制内的问题不能解决，这些人迟早都是要走的。”

中国广电格局中的强势卫视，特别是湖南卫视，有着成体系的内容生产能力和人才培养基础。以至于有人曾说，在不计其数的节目制作公司中，每一支团队里面都有曾经在湖南广电工作过或者实习过的人。

一线卫视在过去几年中经历了内容引爆和广告爆发的时期。湖南卫视单频道在2015年的广告收入已经超过100亿元，位列第一，紧随其后的浙江卫视在2015年的单频道广告收入也处于80亿元左右的水平。

作为处于政府职能和市场行为之间的主体，地方广电依然在快速发展和发财的过程中保留着单位编制等制约。在经济条件较好的卫视，实际待遇与行政级别虽然实现了部分脱钩，但是年轻人才沿着体制的固定路径向上进步的道路却是相对阻塞的。

根据记者的了解，仅仅湖南卫视，目前超编的处级干部就超过百位，这意味着晋升到下一级行政岗位需要漫长等待。为了消化多余干部，湖南广电内部细分出诸多部门，设置一系列虚职。所幸湖南卫视有着较强的经济能力和空间，为在级别方面无法满足的内容人才提供较好的住房、薪酬等物质方面的解决方案。

这些年爬升速度最快的浙江卫视，一定程度上正是将自己的崛起建立在综艺节目的制播分离基础之上，而更为彻底的制播分离本身正是上一轮广电改革的能量和重点。2012年的第一季《中国好声音》正是由浙江卫视和灿星制作（现为“灿星文化”）联合制作，并且在合作过程中率先使用了收视率－广告分成的对赌模式。

《中国好声音》一位导演在回忆2012年节目诞生过程中，曾经如此描述，“没有人敢相信，一个出生于东方卫视的节目公司，能够去给浙江卫视制作一档节目。”

浙江卫视以制播分离为支点的改革有着被动性和主动性的考虑。“我刚到卫视的时候，整个卫视人员只有300多人，现在有600多人，也就是说有一半是新兵蛋子。我们就是一批新兵蛋子在打拼天下。”原浙江卫视总监夏陈安曾说。

引入市场的制作力量既能够使得浙江卫视在短时间内迅速拥有较好内容，并且能够与内部制作团队形成竞争，激发内部活力和斗志。正因为如此，当2013年，浙江卫视启动《奔跑吧兄弟》时，内部制作人员憋着一口气，调遣所有精锐，“用大兵团作战的方法拿下这个节目”。

不过，浙江卫视无论从待遇还是从级别方面，都没有解决行政性和市场性之间的矛盾。重要的是，浙江卫视的后续改革力度正在下降，从而没有继续解放生产关系。

相比较湖南卫视，浙江卫视内部主力创作团队的待遇相对较差，与市场所给的条件更是具有相当大的差距。进入市场之后，他们不仅在资源调动力度上面获得加强，重要的是有了更为自由的发挥空间。

2015年初，夏陈安加盟上市公司北京文化担任总裁一职；6个月后，原浙江卫视节目中心副主任陈伟加盟爱奇艺，担任高级副总裁职务；几个月之后，“跑男”总导演岑俊义离职创业，在拿到来自乐视视频的投资之后建立乐禧传媒。

“我意识到制播彻底是分离了，综艺节目市场局势变化很快，我可以先出来拿一个号码牌，趁市场还在，抓住这个风口。”在之前的采访中，岑俊义如此对记者说。

值得注意的是，东方卫视在2015年开始出现新的活力，不仅在内容层面开始出现“现象级”综艺，在体制机制改革方面也有了新的动作。

很大程度上，东方卫视的改革属于上海文广集团（SMG）整体改革的一部分。2015年，SMG开始加速推进整个集团向互联网化的转型，并且完成百事通和东方明珠两家上市公司重组合并组建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发生在2015年的SMG旗下上市公司的资本重组，是中国A股市场经历的最为复杂的并购交易之一。两个上市公司重组之外，东方购物、尚世影业、五岸传播和文广互动注入百视通，以及百视通定向招募100亿元配套资金等三项重大资本动作同时发生。

实际上，国有广电集团与资本市场实现某种有效对接，一直是广电改革的目标和路径，同样也是难度和复杂度最高的部分，逻辑和难点和二十年以来的国企改革基本一样。

在整个广电行业中，目前都还没有推行过如此规模和复杂的资本运作。央视旗下上市公司中视传媒、湖南广电旗下的电广传媒、快乐购都采取了只装有母体业务的很小一部分，并且上市公司与控股公司央视、湖南广电之间，都是相对独立的运营。芒果TV则在本月刚刚完成B轮融资。

一位不愿署名的一线卫视高层向记者说，“现在绝大部分的广电上市公司，都属于单产品的性质，没有真正发挥资本作用，整体上市在可见范围内还实现不了，这是播控平台的性质决定的。”

东方卫视改革核心是通过进一步推进节目制作环节和播出环节的适当分离，同时赋予节目团队更多的自主权。独立制片人制度和互联网节目生产中心是具体的体现部门。

根据记者了解，互联网节目生产中心将探索有限合伙制的员工持股，独立制片人的项目在成熟时也可能作为优质资产注入上市公司东方明珠。上海改革或许将享有政策优势，中宣部已将东方明珠作为探索大型国有文化传媒企业股权激励的试点。

回顾广电改革历史，可以明确地感受到其中“强人政治”的色彩。这意味着改革强人能够依靠自己的智慧、人脉和手段在时间窗口出现的时候，迅速打开局面并且快速推进，但也使得改革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受制于自己的能力半径和后续安排。

在这个意义上，目前上海广电所推行的改革，如果想获得突破性成功，必须保证后续的坚持和耐心，这也是目前广电改革的悖论所在。早期的改革推动者和执行者在取得一定成绩，并获得市场认可之后，往往会受到外部更大的诱惑，如果内部结构灵活性较差，有可能造成新一批的离职潮，甚至是高层离职。

必须指出的是，在舆论内容和意识形态层面，目前的整体风向并不利于广电的进一步趋向市场化的改革。究其本质，作为行政机构和政宣部门，广电集团的首要属性是安全性，如果对于安全的强调超过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范围，无论是内容还是机制，其活跃性和宽容度都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挟制。

典型表现是，和全国行政机构、事业单位一致，广电系统也正面临着领导层降薪的可能性，目前收入高的广电集团的降薪幅度可能会更大，这也将拉大体制内外在金钱价值方面的已有落差。

人才离开体制寻求更广阔的内容生产空间，本质上是一种良性的流动。

视频网站是横向，内容生产是纵向，双方诉求的契合是很多体制内的从业者选择出走卫视而与视频平台发生关联的重要原因。

近年来，视频网站正在从版权购买向内容自制方面转型。在综艺内容方面，主要视频网站目前的主要做法是投入重金引进模式版权、与优秀的制作团队一起联合制作，推送内容向着精耕细作方向发展。

在这样的势能之下，视频网站对优秀制作团队的需求日益扩大。值得注意的是，视频网站也正试图超越单纯交易关系，而是通过资本与娱乐内容生产者形成较强的关联。在记者的采访过程中，发现优酷土豆、腾讯、爱奇艺、乐视、芒果TV等在线视频公司的投资基金正在日趋活跃，寻找有潜力的内容生产者。

部分创业者也愿意选择有着互联网平台背景的投资，对于他们而言，内容和平台之间的强关联同样重要，而且这种属性的投资对于内容生产和创业的过程，相对具有耐心和空间。在谢涤葵的投资人中有着腾讯的身影，而岑俊义的投资方为乐视视频，合一 也投资了某家新起的综艺创业公司。

但是，并不是所有离开体制的人都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成功，其原因已经超越单纯是否适应市场的范围。

因为不管是从广电进入视频平台，或是直接出来创业，广电人跳出体制的道路虽然不尽相同，但他们始终没有离开核心的内容生产，他们中的很多人更愿意把自己看作是“生产内容的手艺人”。

这一轮节目内容的创业者都需要思考一个商业模式问题：如何让自己跳脱开单一的制作环节和广告回报，即如何让自己不仅仅是一个“生产内容的受益人”？

首先，对于内容生产而言，创业者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将自己擅长的内容实现“规模化和规律性”。可以总结的是，所有的综艺内容创业者，离职之后都将自己在体制内最成功的节目视为核心竞争力，但是如何在此基础上，利用市场化的资源实现突破和再创造，成为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其次，在离职创业2.0阶段，投资人和平台方所渴望的是更为“互联网化”的商业玩法。可以预见的是，在这一批离开体制进行娱乐内容创业者中，大部分的商业模式本质依然是以TO B 为主，而TO C恰恰是更获得资本和粉丝高认同，以及产生对于平台由高消费能力的流量。

例如，主要能力基于广告招商能力的离职创业者，虽然能够在短时间内和平台达成合作，并且在收益方面会较快实现，但是由于商业模式过于传统，而且内容研发能力较弱，将成为这个潮中未来预期较差的一员。

新的互联网渠道或许能带来机会，特别是直播、VR等技术的普及，节目的生产和展现有了更多可能。根据记者的了解，目前视频网站和直播平台都在寻找能生产出优质直播形态的节目团队，而部分已经成型的团队和节目也将加入直播因素。

离开江苏广电创立远景影视的王培杰曾表示，如果远景要做直播，肯定会是一档素人类的互动节目；灿星总裁田明也表示《2016中国好声音》肯定会加入直播部分，甚至灿星可能会建立自己的直播平台；在易骅与腾讯合作的新节目《RUN！》中，直播形态也有可能会占据很大比重。

“在体制内，你以为自己的潜力已经被挖掘了，但创业之后，你发现自己原来还有更多的潜能。”正如一位离开体制的创业者所言，创业维艰并且随时充满挑战，而留在体制内的人可能想说的是，“创业维艰，改革更维艰。”

【来源/三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