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人高居中国睡眠障碍高发职业榜首，一门职业VS社会良心的双重身份之惑，让他们辗转反侧。

马航飞机失联，中国新闻报道失能，中国传媒人完全失去追踪真相的能力，只能转发或批发心灵鸡汤。@王福重说，大陆记者只剩下四件事：抢瓶子，挽领导，秀衣服，问幸福。新闻不在他们心里。我回道：大陆记者至少还有为报地沟油送命的。

大陆记者正在困顿中。他们是肉喇叭，他们被指收红包，他们备受新媒体冲击而江河日下，他们遭受着行业转型和上方律令的双重煎熬。他们是中国当下士气最低落的职业群体(不是医生，更不是公务员)，他们是睡眠障碍高发症候群。

调查结果：媒体人工作时间最长，睡得最少，心忧天下，受失眠折磨辗转反侧。

康德说，有三样东西有助于缓解生命的辛劳，就是希望、睡眠和笑。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全世界约有1/3的人有睡眠障碍，而在中国，这个比例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睡不着”是“急之国”必需付出的代价。

按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发布的“2014喜临门中国睡眠指数调查”，十大睡眠障碍高发职业排行榜上，媒体人高居榜首。在所谓的“专业”群体中，工作越稳定，睡眠质量越好。其中，教师以62.6分位列各职业睡眠指数得分第一名，公务员以62.5分紧跟其后，普通白领得分61.6分。睡眠指数得分最低的则是小微企业主、广告/公关从业者和媒体人，得分均在及格线以下，其中媒体从业人员以56.5分垫底。

2014年中国人的睡眠总得分为66.5分，较2013年的64.3分提升了2.2分。但其中超过三成(36.2%)居民的得分低于及格线60分，而2013年这一比例为24.6%。这说明国人的睡眠状况呈两极分化趋势，出现了传媒人、广告/公关人员等睡眠障碍高发症候群。

各种信息爆炸使媒体人无法睡个安稳觉，他们工作时间最长，加班是家常便饭;他们睡得最少，不定闹钟根本起不了床;他们心忧天下，受失眠折磨辗转反侧——媒体人以平均6.5小时的睡眠时间排名末尾，比中国人平均睡眠时间整整少1个小时。

他们最依赖闹钟，调查显示，80.2%的媒体人表示每天是被闹钟叫醒的，比例远高于其他职业群体;他们失眠最频繁，结果显示，媒体人失眠发作频率最高，“数羊”指数最高。此外，高达28.6%的媒体人表示起床后经常犯困，在各种职业中比例最高。

媒体人平均每天工作达9.5小时，广告/公关从业者紧随其后也超过9小时——“客户虐我千百遍，我待客户如初恋”这句话最早就是从广告公关圈子传出的，2013年某知名外资公关公司一位年仅24岁的员工的猝死，更将这个行业推向了风口浪尖。他们做梦都想着工作……但广告/公关人不必受良心折磨，广告/公关人也不必面对诸多管制。

趋势观察：善待记者，否则“国家灾难”不远了。

传媒人有双重身份之惑：一门职业VS社会良心。记者是白领，平均工资不高的白领，也是社会良心的维护者。他们十年工资不涨，自去年《新快报》“陈永洲事件”之后，记者社会声望大幅下滑，社会以“妓”者比记者。

记者们自嘲“比鸡晚，比牛累”。你有过深夜爬起来赶稿子的经历吗?失眠造成的永久性损伤是那点小小的时间自由弥补不了的。更有揭黑被打者，更有英年早逝者。

台湾媒体人给我讲过一段八卦：新闻学院的老教授带着他众多女弟子到妇产医院看不孕症，女传媒人成不孕症高发候群，可笑复可悲。

所谓“无冕之王”，所谓“第四种权力”，不过是明日黄花。中国传媒人的职业生涯都不“长寿”。西方传媒老手，越老越利，越老越吃香，比如麦克·华莱士之流。《名利场》、《时代》的主笔也都在不惑之年以上。而在中国，记者不可能越老越吃香，都是吃青春饭的。

传媒论坛上流传着记者四大阶层划分法：第一阶层是官办媒体的，随领导视察，吃香喝辣，临走还捎上礼品或土特产;第二阶层是混产业界的，与老板们呼朋唤友，推杯换盏，临走捎带不菲红包;第三阶层是跑各口子的，辗转于各个场子，小红包积少成多，混得也不差;第四阶层是搞调查式报道的，揭黑反腐，冒着生命危险，为此身心交瘁……

只是，我们要感谢这第四阶层的记者!社会正义离不开这个群体。重大社会进步与记者的公正报道密不可分，如收容制度等恶政的废除与传媒人的公正报道直接相关。为社会良心付出个人幸福甚至生命代价的记者常有。

传媒军师喻国明宣称，传媒人应具备“俯仰天地的境界、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大彻大悟的智慧”。世道良心是传媒人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一位长期做调查报道的记者说，做这行需要一颗超强的心脏。

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最近专门撰文捍卫传统媒体的存在价值，称《卫报》停掉纸媒版将是“国家灾难”。马航事件最靠谱的报道来自传统媒体，可惜均为海外媒体。让中国的媒体和媒体人有追真能力，让他们有成就感，让他们有荣耀，即使睡不着也值了。

所以，善待记者，否则“国家灾难”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