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对传媒业而言，就像是一艘时代的巨轮，由远而近，地上留下的除了深刻的齿痕，还有“破碎了的声音”。由媒体到媒体人，由传统媒体到新媒体，由理想初心到现实砥砺，生存与死亡，融合与裂变，操守与底线，共同构成了这样一个五味杂陈的年份。

中国传媒2014，既在埋葬，也在孕育。但我们相信，那一切种子，只有经过埋葬才有生机。

选择记住这些事件，无疑也就选择性地记住了这样一个公元2014。

1、媒体融合：跟风热中的冷思考

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 融合，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

这应当是中国最高领导集体在国家层面就传媒与舆论做出的重要战略部署，也是对媒体融合发展趋势的高层定调。从建立国家治理体系的高度看，舆论战线是有机组成部分，传统主流媒体与新兴媒体之间业已存在的两个“舆论场”的分野，已成为影响传播效果的现实壁垒。此后，更多的传统媒体开始全面在新媒体领域布局，微博、微信、APP客户端多点发力，全媒体矩阵遍地开花。

以人民日报为核心的传媒“国家队”在媒体融合发展上步伐坚定，其“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多元传播”的发展定位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收获，人民日报的官微、公众号及APP都营造出了不同于报纸母体的新鲜舆论氛围，在互联网上赢得了一定的江湖地位。

但是，更多的传统媒体在跟风之余还应保持一个融合发展的清醒认识，应当强化以用户为中心的互联网思维，转变“内容为王”的发展路径，借助新技术、新平台、新载体、新手段，创新新闻生产和信息传播方式，高度重视技术与大数据的引领与驱动作用，有针对性地提高传统主流媒体的传播能力和舆论引导能力，将传统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和影响力拓展到新兴媒体，激发和凝聚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形成推进改革发展的强大正能量。

2、网络盛会：新媒体主动融合老媒体

毫无疑问，互联网已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媒体平台。而拥有6亿多网民的中国，在11月19日倡导举办了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尽管这并非一次单纯的传媒业盛会，但其对媒体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在先于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之前举行的一场分论坛，将关注的议题设定在了新媒体与新生态。人民网、新华网、光明网等传统主流媒体的新媒体业态，与今日头条、百度等媒体新贵，坐在了一起，共同探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未来。这次互联网大会更是一次媒体融合发展的现实预演，但结果却是新媒体在融合上占据了强大的主动地位。

尽管是占据主场之利的钱江晚报给记者配上了谷歌眼镜，新京报和财新传媒分别拿到了会刊和官方出版物的授权，但在传播大会声音上，他们所代表的传统媒体还是远远落后于网络。而上述纸媒记者在媒体融合上所能做的也仅仅是在现场对大会的碎片化传播，报纸有限的版面与互联网的海量空间形成了悬殊对比。甚至在对“干货”的贡献上，马云40分钟的演讲很快就得以全文照登，而报纸只能尽量删节与摘登。

正如传播学大师麦克卢汉在1964年的预言：新媒体不会取代老媒体，只会将老媒体逼上一个艺术形式。就像 没有取代马车，而是将它逼上皇家礼仪；电视没有取代电影，而是将它逼上一种艺术。

唯一不变的是媒体的使命，随着科技发展而永不止步。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是技术与产业的狂欢，更是对媒体未来开启了另一个革命的窗口。

3、抱团取暖：结构性调整的融合壮大

肇始于去岁末的上海报业合并，一度在全国范围鲜有跟随者。但在国家层面上的媒体融合壮大意志之下，湖南接过了上海的枪。潇湘晨报、长株潭报、法制周报和当代商报划归湖南日报报业集团；湖南广电、芒果传媒、教育台重组为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按照湖南方面的设想，整合之后的湖南广播电视台、湖南日报报业集团、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将具备品牌、资本、管理、市场、技术的优势，并把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放大规模效应，减少同质同构恶性竞争，目标是培育几家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

今年5月，上海报业整合之后，市委书记韩正视察时发表讲话强调，“报纸，既是我们的阵地，也是面向社会群众的文化产品”。报纸只有占领市场、才能守好阵地，丢掉了市场，也就丢掉了阵地。市场和阵地并非对立，报纸自娱自乐不被群众接受，就不是阵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阵地。

要理解这一“市场与阵地”论，必须要注意到这样一个背景，上海市财政局已从2014年开始每年分别给予上海报业集团下属的解放日报、文汇报5000万元财政补助。广东等地也给部分主流媒体以财政补贴。

因此，在报业寒冬的大环境下考量媒体融合与报业整合，就不仅仅是抱团取暖那么简单了。这既是报业的结构性调整，更是舆论阵地的重组和出发。

4、谁的澎湃：脱胎于母体的同室操戈

作为上海报业合并后的一个标志性产品，“澎湃新闻”7月份横空出世，瞬间点燃了一度沉寂的传媒业。澎湃新闻以网页版、APP客户端、微信公众号等一系列新媒体平台，立志做“新闻与思想的平台”，生产并聚合中文互联网世界中优质的时政思想类内容。这是一个暂未完全市场化和垂直化的新闻领域，无限风光在险峰，惊险中孕育着庞大的利益前景。而澎湃项目的母体是东方早报，这张上海的报纸近年来在时政报道上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解读风格和品牌影响，优势延伸到新媒体产品，又适逢全国反腐大势，一出生就风华正茂倒也不是浪得虚名。

在澎湃正式上线之前，其一直采取饥饿营销和社交传播，产品的形态是模糊的，江湖上只有传说。尤其是“打虎记”系列文章，从令政策的平陆往事到万庆良的政治迷途，从秘书余刚到主播芮成钢，澎湃的这些原创报道和政治秘闻，在传统媒体的敏感领域上抢占新闻先机，然后在社交媒体上得到广泛传播。

澎湃新闻最大的创新之处还是基于问答与追踪的创新实践，可以将新闻亊件影响力拉长，引爆话题性的传播。

澎湃新闻的本家兄弟、深耕商业新闻的“界面”，曾一度风传“七月看澎湃，八月看界面”，但爽约于9月面世后，界面的影响却并不“澎湃”，由知名财经媒体人何刚操刀的这个新媒体项目，引起的关注度和美誉度似乎偏离了预期。从运作模式看，界面不同于以往任何一家网站，自称是一家全民参与的商业新闻网站，选题会由用户和记者们一起讨论确定，让用户深入参与到新闻生产的各个环节中。这种流程的再造是否预示着新闻生产的光明前景，或者就是将来新闻生产的改革方向，都还在探索之中。

脱胎于传统媒体母体的澎湃新闻，奉行着传统的报纸广告逻辑，即优质的原创内容换取海量用户和巨大影响力，然后二次售卖给广告主。这种盈利逻辑不变，澎湃依旧还是旧媒体。在新媒体的生态版图里，仅此一种盈利逻辑，它似乎还是个旧媒体。但在纸媒阵营里，澎湃新闻却引起了同室操戈。

在报纸的发行季节里，新京报与澎湃新闻爆发口水战：“我心永恒，是否澎湃”的背后，却依然折射了新媒体对传统报业的冲击。从这个角度上，对报业来说，澎湃到底是谁的呢？

5、媒体反腐：体制性的底线失守

党的十八大之后上演的“打虎拍蝇”的反腐大戏，传媒业不幸成为官场之后的一个腐败高发领域。从年初的央视财经频道总监郭振玺被检方带走，渐至7月央视财经频道原副总监李勇、主持人芮成钢、多名女性主持人等相关人员陆续涉案，引发媒体“反腐风暴”。随后，又陆续有湖北日报传媒集团总经理、原《楚天都市报》总编辑张勤耘，石家庄日报社原党委书记、社长王贵海，安徽广播电视台原党委书记、台长张苏洲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分别被免职和接受组织调查。

而这场媒体反腐最高潮的部分出现在下半年。以“新闻圣徒”享誉业内的21世纪报系总裁沈颢，与其近30人的团队共同涉嫌敲诈勒索、强迫交易等罪名，相继被上海检方批捕。沈颢在央视镜头前的忏悔，“初心既失，后悔莫及”的感慨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中国媒体的一个悲剧。

几乎同时，发端于一年前的新快报记者陈永洲案一审以损害商业信誉罪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10个月。

与南方系媒体一直倡导新闻专业主义的胡舒立，多次呼吁媒体应当建立采编与经营的内部防火墙，以保持新闻的中立与客观，恪守媒体底线。但在传统媒体的生存危机面前，这一职业底线正被步步突破。沈颢们的“圣徒蒙尘”，某种意义上也是体制性的一次溃败。

6、行业整肃：职业道德的悬崖救赎

在全社会反腐高压之下，中国传媒行业的整肃渐有强化之势。

继2013年河北、上海、浙江、山东、湖北率先建立了省级新闻道德委员会之后，2014年以来，全国共有16个省市设立了这一机构。

新闻道德委员会委员人数一般为20人左右，重点是接受群众举报、查处新闻失德失范行为。这种行业内的职业道德监督，对根绝虚假新闻报道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与此同时，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九部门联合开展的打击新闻敲诈和假新闻专项行动也分批通报了各典型单位和违纪个人。诸如向编辑记者摊派发行经营任务、违规设立记者站搞经营创收、不良记者借舆论监督敲诈勒索等行业内的丑行被公布，一批媒体和从业人员收到警告、罚款及注销记者证的处罚。靠新闻敲诈为生的中央级媒体《中国特产报》更是被吊销了报纸出版许可证。

国家通讯社在此次行业整肃中也被曝光整改。中央巡视组在对新华社的巡视中，发现 “有偿新闻”或“有偿不闻”现象”；分社社长既当“首席记者”又当“首席营销员”。随后，新华社通报整改结果时称，针对“有偿新闻”、“有偿不闻”问题，该社对违反新闻职业道德及社内有关规定的人员，视情节轻重给予纪律处分直至开除公职，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上海分社还终止了一笔涉及350万元未执行合同款的合作协议，并将合同款退回。

新华社强调，今年不再下达全社经营增长硬性指标；不以任何形式向采编人员下达营销任务指标，营销部门不以任何形式干涉采编工作。

悬崖勒马式的救赎与自我救赎，方能重塑职业道德的共同理念与操守。

7、版权苏醒：知识产权的回报应该是高价值的

2014年，两起关于知识产权（IP）的事件促生了更多媒体版权意识的苏醒。

首先是湖南卫视芒果TV实行独播战略，将湖南卫视多个王牌节目的网络播放权收回，互联网版权一律不分销。此前，中央电视台也关闭了今年巴西世界杯的直播分享权，改由自家的CNTV及APP客户端央视影音(CNBOX)播放。

其次是一家新闻聚合网站“今日头条”的融资消息，引发了轩然大波。这家基于数据挖掘和算法推荐的新闻聚合平台，被许多传统媒体指责为“强盗行径”， 新京报、广州日报、财新等媒体陆续通过社论、诉讼、声明等方式要求其停止侵权行为。国家版权局也对其进行立案调查。

而在今日头条之前，互联网媒体对传统媒体的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并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在英国，知识产权保护有力，传统报纸除了自己的阵地外，也不让自己的网络阵地被别人吃掉，前十名的新闻门户网站中有九家都是传统媒体开设的（另外一家是雅虎）。但中国却恰恰相反，新浪、搜狐、网易、腾讯等门户一度是靠传统媒体的免费新闻供养大的。当财新传媒、新京报、南方周末等少数觉醒早的媒体开始为自己的版权维权时，更多的纸媒还在追求着新闻的网络转载量。但今日头条如同鸦片战争的一声炮火，让更多的传统媒体（大清帝国）开始觉醒，以致于今年底有两家地方报纸在头版高调发声不作“网媒的免费奶妈”，坚决反对“盗用”新闻产品。

如何让媒体的新闻原创内容产生高价值的知识产权，从而能够对奉行新闻专业主义的新闻采编人员产生反哺，已不仅仅是一家媒体的课题，更是这个互联网时代的课题。知识产权的保护，从技术到内容，都应形成共识，产生价值，捍卫传媒业的共同未来。

8、生命阴影：媒体人长歌当哭

恐怕没有哪一年像今年一样，引发媒体人的集体忧郁与哀思。这一年的寒冬迹象，已不仅仅是让媒体单位难过，更难过的是这支队伍。

从年初开始，新华社安徽分社总编辑宋斌、都市快报副总编徐行，原深圳报业集团发行公司总经理张敬武等因抑郁症在10天内先后自杀离世，随后，又有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掌门人汤应武，南方都市报副总编王钧、记者过国亮等一批媒体人因病去世。据媒体不完全统计，今年有近20名媒体人自杀或因病去世。

传统媒体日益艰难，媒体人的压力也有增无减，甚至有糟糕恶化的趋势。熬夜编版、加班写稿，舆论导向的政治压力与经营效益的指标之累，均令这个行业和从业人员身心俱疲。就像都市快报总编辑朱建在悼念徐行的文章中所说：“对不起，我们同在战壕，除了不停面对挑战，却忘却了隐藏在内心的敌人。这个敌人，才是生命的死敌。”

时代的变局，行业的低迷，随之带来个人自我价值的否定，这种内心的迷失才是铸就悲剧的根源。在传统媒体还没有找到出路之前，媒体人却连自身健康都没有了活路，那才是彻彻底底的死路一条。

9、人才融合：精英群体出走新媒体

有人离开，就有人想要更好地活。

以报纸的发行量持续下降、电视开机率锐减、广告收入不断下滑等为显著指征，传统媒体的困境由一报一台的休刊、关闭逐渐蔓延至全行业的生存危机。而伴随着这场危机的则是“曲未终人先散”，大批人才从传统媒体流失，网站、新媒体等领域则集结了一大批昔日传统媒体的佼佼者与领军者。

传统媒体窘于体制的劣势，人财物流失严重，尤其是精英群体的出走新媒体，今年则以新浪陈彤的离职达到了一个高峰。

陈彤入职小米，说明互联网企业开始重视媒体平台和内容平台建设，从渠道到内容，产业生态链的布局成为下一个抢滩重点。拥有内容运营优势的媒体人才换个平台继续发光发热，在媒体融合发展的大势之下，这种人才的流动更显示出必要。

在这个媒体融合的进程中，在报纸、电视等生产链条转向全媒体生产体系的同时，人才的传播理念、工作方式、业务能力及组织结构都变得至关重要，某种程度上，媒体转型成功与否，关键在于人。

个人的职业选择，无论走向哪个方向，背后正是时代之手的指引。传媒行业的细分与碎片化，技术、内容、产品、市场的逻辑再造与模式变革，都蕴藏着巨大的机遇。离开人才妄谈传统媒体的生死，与离开发展平台妄谈人才的成功，都是片面而盲目的。时代既然留给我们诸多的出口和通道，只有积极寻找与努力捕捉，传统媒体和他的从业者才能获得涅磐重生。

（资深传媒人 赵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