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大西洋月刊报道，如果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还活着，他会如何使用Twitter？宣布自己午饭刚刚吃了什么？大胆预测艾美奖？斥责美国社交名媛金·卡戴珊（Kim Kardashian）？或许不会，但他可能会留下线索，就如其名言：“智者说话，是因为他们有话要说；愚者说话，则是因为他们想说。”

除了发推文，柏拉图将如何对人类现代交流方式改变做出回应？在柏拉图的时代，人们通常将自己的想法和经验记录下来，他担心书面语过多会减少我们对记忆的依赖。柏拉图认为，工具让人类少了人性而更像机械，因为一旦东西被记录下来，就不再是人类内心的东西，它们不再可靠，因此也变得更不真实。在《斐德罗篇》（Phaedrus）中，柏拉图再次对这个问题感到困扰。

而作家马克·科尔兰斯基（Mark Kurlansky）在新书《纸张：翻阅历史》（Paper: Paging Through History）中，试图利用看似平凡的事物来展示广泛的现象，即历史对颠覆性技术的态度。他的问题是：人类如何吸收和传播信息？他的答案有助于理解世界是如何组织起来的。

过去几个世纪，写作材料已经改变了数十种。科尔兰斯基写道，粘土片统治了3000多年，比纸张的历史悠久得多。因为它们具有造价便宜、制作方便、易于使用的优势。但是粘土片也存在携带不便的问题。为此，人类开始使用纸莎草纸，这是在沼泽地区发现的芦苇植物，但其易于腐烂。蜡是另一种替代品，但其更适合一次性使用。接下来是羊皮纸，利用动物皮毛制作。可是要想完成一本书，需要多大200多只动物贡献毛皮。

科尔兰斯基写道：“在这些发明中，有些人将羊皮纸视为未来的发展方向，其他人则选择抛弃它。”这种态度是基于政治和经济上的担忧所致。羊皮纸比纸莎草纸更耐用，也可以避免受到埃及纸莎草纸垄断影响，但其依然相当昂贵，制造它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统治者也担心文化水平提高，新的思想传播可能会影响他们的统治。库尔兰斯基说，于是新的想法出现后，需要以新的方式记录下来。它必须像蜡那样用后即可抛弃，像树叶那样轻便，像粘土那样廉价，像羊皮纸那样耐用。

许多当代学者认为，中国人首先发明了造纸工艺。且随着时间推移，各种各样的中国发明帮助纸张变得越来越结实、越来越薄，生产成本也不断下降。随着这些发明的扩散，也帮助数学、天文学、医学、工程学、农业以及文学等知识向世界其他地区传播，包括西方。 但是欧洲显然落后了，目前还不清楚为何欧洲大陆使用羊皮纸如此之久，而非像其他地区那样很早就采用了纸张，这阻碍了欧洲的进步。直到13世纪，许多国王或王子还都是文盲。

至于欧洲人为何最终改用纸张，最有可能是因为其便宜。他们首先用纸抄写更好的《圣经》，并迅速依靠纸张制作其他东西，比如货币和存单等。随着各个帝国的扩张，欧洲人开始了解更多其他进步文化。欧洲开始变为不同的地方，一个发现推动其他发现不断前行。

但是这种传播知识也存在局限性，毕竟编修书籍也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手工印刷和口述抄写，这让书籍依然非常昂贵。但是对书籍的需求不断增长，到14世纪，造纸术已经成为欧洲普通工业活动。印刷术的出现大大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速度。可是，就像柏拉图一样，并非所有人都喜欢这种进步。

科尔兰斯基称，许多人抱怨新变化的出现。就像其他新出现的技术，许多人对纸张大肆攻击。有些人认为其很野蛮，有些人认为其是文明的终结者，还有人认为对自己的工作产生威胁。早在8世纪，中国唐代诗人杜甫就曾抱怨更多纸张导致更多写作出现，从而产生更多官僚作风。此后，由于书籍刚出现，十分罕见，因此拥有独特魔力，能够大规模印刷书籍的打印机被怀疑存在危险的政治议程，甚至早期书商被视为魔鬼代理人。

当书籍出现后，文士们看到自己的工作受到威胁，同时担心新的风气完全取代旧的风气。但是活字印刷并未立即取代手抄书籍，许多人依然偏爱手抄本，正如今天的许多人依然喜欢印刷书籍而非电子书，或喜欢手工缝制的衣服而非工厂流水线制作的批量产品。这些担忧通常代表了技术的共性：当新技术被发明出来后，其通常拥有无法阻挡的优势。

科尔兰斯基写道：“社会发明技术以适应正在发生的变化。”与杜甫的担忧相反，写作没有产生中国官僚，官僚反而促进写作。随着中国社会发展，并进化得越来越复杂，它需要写作，这推动寻找更好的写作材料。

科尔兰斯基以新闻行业的发展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新闻行业的命运与纸张的历史联系更为紧密。美国首位媒体大亨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不仅发行报纸，还对13家造纸厂感兴趣。1753年，富兰克林与同事被任命为副邮政大臣，随着跨殖民地邮政业务发展，这对报纸的崛起更有好处。在随后数十年中，纸张变得更加廉价。这促使民众接触到更多书籍，新思想的传播也更为广泛。

在接下来的200年中，美国报业急速发展，在与无线电、电影以及电视的激烈竞争中进化。可是，随着读者开始转向数字平台，报纸开始举步维艰。报纸面临的威胁不仅是人们不想再阅读它们，而是其最初建立的经济模式基础已经不再有效。在旧有机制下，报纸行业的全部信息都与广告捆绑，其经济规模能够更好地配合丰富的新闻。如今，数字平台正围绕着雾化模型组织，广告与个人的关系变得更为紧密。再加上与互联网的无限空间相结合，形成数量价值超过质量价值的新经济模式。

当前状态并非技术所致。科尔兰斯基写道：“这只不过对我们需求的回应，我们总是需要更快、更廉价、渴望联通。这些需求促使我们走到今天，这是个罕见的状态，我们面临的挑战并非缺少信息，而是信息量太大。”批评这种事态的人不应该被视为勒德分子（即反机械化以及反自动化观点的人），有时候他们的抱怨也是对的。

科尔兰斯基认为，这些“困境”的答案必然会导致某些新的创新出现，或许是更好的过滤器、更可靠的“看门人”，也可能是更有效的经济模式，因为变化与抵制变化总是形影难分。

【来源/网易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