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后才上映不到一周的《魔兽》就迅速进入了后半程——开始跳水，大盘又开始在5000万线的上下徘徊，市场的焦虑再次蔓延。又恰逢上海电影节各种产业论坛此起彼伏，尤以“外人”李安的那场最受关注，李安当日金句频出又语重心长地谆谆劝勉中国电影，再次引爆了全行业的焦虑（点击阅读原文，查看李安当日的论坛发言）。李安所说的不要揠苗助长，不要急功进切，与中国电影这几年票房飞奔燃起的“大干快上”的热情正好相悖，更是与当时论坛主题里“超越’老大’”的土豪气质南辕北辙。

这一轮的焦虑肇始于《叶问3》票房造假，该事件戳破了中国电影票房的泡沫，其背后的两股力量恰是过去两年时间里给高速飞奔中的中国电影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大玩家，一个是资本，凌人野蛮，一个是互联网票务公司，票补泛滥。当有行业官员在公开场合表示去年的高票房电影都有注水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行业监管部门早就知道中国电影票房的虚胖。

于是，当万达院线的部分影城在6月18日前后拉出“异动”的阳线之后，媒体再次联想起了几个月前的《叶问3》，再加上万达与《魔兽》出品公司的“血缘关系”，舆论的怀疑陡增——当让利促销达成的票房业绩也被指有“注水”之嫌的时候，其实反映的恰是舆论对于中国电影产业的焦虑已不仅仅是暗涌。这其实与李安在上影节所受到的来自媒体、观众以及从业者们一致的热烈追捧是一致的。

焦虑背后隐现的或是一场行业危机。自3月以来的市场持续低迷，5月更是连续多日遭遇“极端低温”，与春节档的热火朝天简直云泥之别。明明影院、银幕还在快速增长，今年的票房增速却不再同步，观众都去哪儿了呢？

1960年代的好莱坞遭遇了观众离场的危机，观影人次从1946年的峰值每周1亿人次跌落至每周1600万人次，电视的冲击、进口片的竞争以及人口从市区迁移至郊区的影响造成了观众逐渐远离影院，1970年好莱坞损失了1亿美元。但也正是这一危机，马丁·斯科塞斯（《穷街陋巷》《出租车司机》）、科波拉（《教父》系列）、斯皮尔伯格（《大白鲨》）等大导演于1970年代脱颖而出，不仅在艺术性上改写了好莱坞电影既往在类型、题材上的桎梏，在商业策略上亦有重塑，比如《大白鲨》缔造的Blockbuster制片发行策略至今仍在沿用。

1968-1975也被称作是好莱坞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危机也是转机，危机正是创新、变革的最佳窗口期。闯过去了，就又是一副开阔图景——1980年，好莱坞的利润达到了13亿美元。

中国电影市场毕竟还没进入负增长，称之为危机或许有些危言耸听，但做最坏打算才能做最好准备。

是因为票补减少导致的市场降温吗？

低价票消失就让观众不再“爱好”影院观影这项娱乐了吗？

电影不该是内容为核心吸引力的吗？

好莱坞片方在中国市场是基本不做票补的，因此，票补退潮之后，裸奔的是谁已无须赘言。中国电影这几年全凭票房撑起来的面子如今该如何安放呢？

自3月以来的国内市场，解救危局的几乎全是好莱坞电影，仅有《火锅英雄》《北京遇上西雅图2》勉强令国产片保留了些许荣光。这两年整个市场弥漫着不差钱的热火朝天，但映衬下的却是作品短缺，创作力匮乏。

青春片是这种创作力匮乏的典型代表，自《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之后该题材几乎可以说是“泛滥成灾”，俗套情节+MV的创作框架完成的与其说是电影，不如说是PPT——快速、可复制的生产套路符合资本对投资电影快速回报的想象，买IP的疯狂折射的也是资本对电影创作的粗暴理解——不怕贵，就怕慢，来了就能拍，拍了就要赚，IP的商业意义最符合这种想象。

资本多，但项目少、导演少、编剧少给了年轻创作人才前所未有的成长机会。这一代的年轻创作人再不用像当年第五代导演那样必须抢了老导演的饭碗才能出头，也不必像第六代导演那样必须用剑走偏锋的作品去墙外开花后才能墙内“就业”。但是新一代的年轻创作者离钱太近了，以至于忘记了创作者为什么要创作——

“青年导演应该展现的是想象力和才华，但今天的项目里有不少在类型和创意上，毫无锐气，非常规矩。恨不得规矩到50、60年代。”

这是来自曹保平在今年上影节“青年导演计划”的项目 会上针对 项目的一席话，他是这届“青年导演计划”的评委主席。读者不妨看下今天的二条，壹娱观察（微信ID：yiyuguancha）转载的《上海电影节 十年：资本如何改变了年轻的电影人》极好地侧写了创作力匮乏这一行业危机。

当然，并不只有资本“束缚”了创作力。

韩国电影业自上个世纪末如何崛起的成因已被反复讨论，题材上的无拘无束解放的正是导演、编剧的创作力，点燃了他们表达的强烈欲望，更重要的是也成就了电影作为一种回应社会关切的有力表达——本土电影能够对抗好莱坞的最好支点就是本地题材，独一无二，既是优势也是壁垒。

用重工业的大制作来对抗好莱坞，韩国做不到、法国做不到，我们也不必发大力于此。

1990年代，三号文件发端的一系列市场化改革措施，激活了民间资本以及体制外的生产力量，再加上进口分账片的引入，力挽当时萧条的市场危局，华谊、博纳等民营电影公司均是受惠于上个世纪末的改革红利而走出来的新锐，如今已成为行业的扛鼎力量；2001年开始的产业化改革，特别是院线制改革激活的市场力量奠定了如今440亿票房的产能基础。

但是，自2001年李安这个“外人”之后，中国电影数次冲击奥斯卡，均是无疾而终；票房奇迹迭出，内地电影佳作却是寥寥，就连华语电影常来常往的戛纳，今年竟也无一作品入围。

是不是到了该思考如何解放创作力的时候了呢？

观众离场，未尝不是件好事，危机往往也是改革良机。一来能让资本降温，行业重回理性，二来令留下的企业和人才以及行业管理者必须冷静思考如何用创作力突围，重回内容驱动的行业本质。

注：本文所涉好莱坞方面的历史数据和事实，来自于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电影系教授理查德·佩尼亚（Richard  Pena）于6月22日在北京电影学院主题演讲的内容。

作者：壹娱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