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媒介文化研究学者尼尔·波兹曼曾在其著作《娱乐至死》一书中写道：“如果一切文化内容都无声无息甚至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近日，文化部等部门重拳出击，查处了斗鱼、六间房等一批违法违规网络直播平台。目前，中国在线直播平台接近200家，用户达到2亿人，市场规模达到约90亿元，2016年成为名副其实的“网络直播元年”。与此同时，网络直播的低俗、色情、暴力等乱象相伴而生。

网络直播为何一夜蹿红？对互联网新生行业的监管何以总是“慢半拍”？这种信息传播方式又将对社会心态产生何种影响？本报采访了相关专家。

1、是经济新势力还是混乱之源

每晚9时后，在北京一家外企工作的熙小如(应采访人要求化名)都会躺在床上，打开手机，登录一个名叫“嘿秀”的移动直播平台，和观众聊天。看着观众不断给她打赏(用现金购买电影票、钻戒、高跟鞋、跑车等道具)、点亮(一种互动方式)，她说，“既能增加收入又能放松身心，比上班好多了。”

熙小如的经历是近年来网络直播行业快速发展的一个缩影。

无独有偶，7月11日晚9时，网络红人“papi酱”在8个网络直播平台同步开始个人直播，不到1小时，全平台在线观看人数超过了2000万，并收到网友90万元的打赏。网红的号召力和网络直播市场的巨大活力可见一斑。

近年来，随着4G的普及和资费的降低，用户在移动互联网条件下观看视频的习惯和需求正在被培养起来。一部手机一个账号，人人都可以变成“直播车”。一个全民直播时代正在来临。

正是看到这样的市场潜力，腾讯、阿里等互联网巨头顺势入局，包括IDG、启明 、红杉资本等投资机构也将大把“真金白银”砸向直播领域。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5月，视频直播领域获得的融资金额已超过10亿元。秀场、演艺、体育、电竞、教育、明星等各类直播形态纷纷问世。

中国传媒大学网络法与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王四新对本报记者分析说，近年来，科技的发展，让人获得很大的解放，同时也出现了大量的闲人。只要很多人聚在一起，就有潜在的消费者，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就能产生经济利益。此外，网络直播的跨地域性，也扩大了相同志趣的人的聚集。正是互联网的这种“长尾效应”，导致了闲人经济的出现。

与此同时，随着网络直播业态的爆发，相关的负面信息和争议也不断增加。在被查处的“嘿秀”平台上，违规女主播在直播房间内公开用脱衣服引诱观众打赏，更有甚者会以直播性行为来吸引关注。而在“炉石”平台，主播直播飙车，导致严重车祸；在“虎牙”平台，直播中出现群殴。对此，这些平台并没有进行有力的监管，或者说为了利益因素，默认和纵容主播进行违规、违法表演，让网络直播乱象愈演愈烈。

7月12日，文化部公布了对一批网络表演平台的查处结果，斗鱼等26个网络表演平台被查，16881名违规网络表演者被处理。同时，文化部还出台《文化部关于加强网络表演管理工作的通知》，对网络文化经营单位传播网络表演行为进行规范。《通知》首次明确了表演者为直接责任人，并提出今后将对网络直播实行随机抽查，并实行“黑名单”制度，被列入名单的表演者将被全国禁演。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政府政策的收紧，是希望从社会利益角度建立一些基本的限定性标准，类似于‘负面清单’。而且，网络直播平台的这些低俗的东西容易哗众取宠，危及正在成长的网络直播产业。因此，从维护互联网新兴产业健康发展的角度来说，进行规范是十分必要的。”

2、精神生态不能因泛娱乐化而失衡

输入一串身份证号码即可注册，依靠着装“清凉”、挑逗性语言就能获得收入，低门槛、收入高让一些人争相进入主播行业。而从年龄结构看，在主播和观众人群中，“80后”“90后”都是重要组成部分。

王四新分析说，内容高雅或者低俗和生产者花费的单位时间、劳动量有直接关系。现在，很多人希望从网络直播中获得泛娱乐的快乐。作为内容生产者的主播，很多人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提供高质量的内容。而且由于是直播，当很多人聚在直播室这样一个情景时，情绪很难控制，相关的道德、法律观念容易被淡化。在“广场效应”或者法不责众效应的驱使下，为了满足人们的猎奇需求，主播可能会降低内容门槛。

“这种商业模式虽类似于舞台表演，但很容易走偏，是不可持续的。”陈少峰认为，网络直播把主播变成了直播内容，他们的身体语言、穿着、和观众的互动，一举一动都成了消费对象。对于观看者尤其是一些青少年来说，他们的心态和价值观也可能因此发生异化。

美国媒介文化研究学者尼尔·波兹曼曾在其著作《娱乐至死》一书中写道：“如果一切文化内容都无声无息甚至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网络直播平台正在朝这种泛娱乐化方向演变，有学者将其称为“传媒商业逻辑对文化逻辑的严重逼仄”，其提供的肤浅甚至是恶俗的快乐是欲望发泄式的，缺乏思索和精神参与，其消费主义和泛娱乐的诉求正在瓦解一些传统文化价值体系。长期接受这种泛娱乐文化熏陶的受众，其精神生态可能面临失衡。因此相对应的社会心态和文化也可能产生变异。这是必须警惕的。

3、政府监管重在管理效率

从政府监管角度看，此前，针对互联网直播行业出现的问题，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文化部、中央网信办、各地文化市场行政执法部门和公安局网络安全部门等，都曾以不同形式出面监管。有直播平台负责人担忧，互联网执法政出多门会对正在成长的网络直播行业造成危害。

王四新认为，互联网监管“九龙治水”的模式，在一定时间内还将存在。互联网涵盖的问题太多，有治安、文化、音视频、互联网信息等，全都归口到一个部门是不现实的。目前可行的办法是，着力提高各部门的管理效率。这需要明晰各部门权责，同时需要像中央网信办这样的部门对一些问题进行集中协调。

那么，在对互联网进行治理的过程中，政府监管如何实现管理创新呢？

王四新建议，政府应该放低身段，研究互联网背后的原理性问题，掌握互联网行业发展的趋势和规律，避免监管“慢半拍”和“打补丁”现象。比如，对于网络直播对人的影响，直播和观众的互动，是否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等，都需要政府去仔细研究。

同时，政府也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在面对网络直播时，应该做一个超脱的中立方，设定合理规则，平衡好网络直播平台和消费者的利益。“乱，可能是互联网新生行业具有生机和活力的一种表现，政府监管应该立足保持住互联网的这种活力，不能为管而管。”王四新说。

4、消弭乱象才能长久繁荣

自互联网行业诞生以来，“乱象”与“繁荣”就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共存于行业发展的各个阶段。由于互联网总能诞生新生事物，而监管则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因此，“风口”之上的“乱象”几乎成为一种必然。

然而，对于网络直播从业者而言，在“风口”之中也要把握“风向”。可以预见，国家文化部门的强力监管将会成为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的主基调，网络直播需要“带着镣铐跳舞”。

在王四新看来，目前文化部门的强力监管是对网络直播行业划出的一道“红线”，网络信息传播渠道自有其传播规律，在内容风格上，直播行业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只是违规事件会大幅降低。

从整个行业来看，业内生态在悄悄发生变化。陈少峰认为，网络直播行业应该进入一个多元发展的阶段，有松有紧。“松的部分就是业态更加多元，互联网巨头开始加入后，很多业态为了强调互动性，都会采用直播的方式。紧的方面是，内容上不能抵触政府的‘负面清单’，这会对以往的商业模式产生很大冲击。”陈少峰说。

近期网络直播行业的发展印证了陈少峰的看法。在经过最强“监管风暴”的洗礼后，网络直播行业不再是各种美女的天下，内容结构开始向专业化、多元化方向发展，产生了一批幽默段子、财经评点等专业主题类直播节目。直播平台也开始改变其固有的商业模式，开始探索与电商、演唱会等结合起来的新路子。

很多网络直播平台的运营者也开始清醒地认识到，网络自律也是自保，乱象消弭才能长久繁荣。社会各界也正在形成一种共识，管好互联网直播，观众不至于“娱乐至死”，直播行业才能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对这个行业和社会来说，这都是一件好事。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