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冲击与影响，在历史上从未如今天这样强烈。眼下，金融科技将成为经济转型和金融业升级的必经之路几乎已成为共识。同时，金融科技并不仅仅止步于通过新技术来提高金融效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与金融的结合或将带来革命性的颠覆，开启一个全新时代。笔者作出如此判断的理由有三：一是无论是政府、金融机构、企业还是个人，都充分感受到了技术进步带来的好处;二是因为技术进步也似乎逐渐脱离摩尔定律的束缚，从量变向质变飞跃;三是源于在高速信息化的社会中，众多潜在的矛盾与顽疾都更加突出，人们期望技术能改变经济社会中的诸多“百慕大三角”。

哈尔·范里安(Hal Varian)是谷歌首席经济学家，同时也是一位研究微观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的著名学者，他近期撰文提出了计算机和新技术可以从五个方面影响经济活动，包括数据收集与分析、个性化与定制化、试验与持续改善、合同管理创新以及协调与沟通。

金融作为经济活动的“血液”，也同样面临着这些技术带来的新挑战。例如，面对大数据和小数据，金融活动如何管理和发掘数据的价值才能改善现实金融活动效率与经营业绩;更加低成本、便捷、安全、智能地提供个性化金融服务，而不仅是“冷冰冰”的金融产品“流水线”;充分利用线上系统迭代与人工智能的 学习，不断优化金融运行的内在“升级”能力;通过大数据加区块链的分布式技术演进，真正解决信息的互联互通以及信用合约的智能化，提升金融交易的效率;减少金融活动中的沟通、协调、交易成本，改变原有金融产业链的分工模式，使“令人生畏”的金融巨头不再那样“难以触及”。

在全球金融科技浪潮中，中国已成为领航者之一，因为当下互联网技术应用最大的应用场景在中国。据花旗银行2016年的研究报告显示，在2010年至2015年间，全球在金融科技上的投资从18亿美元暴涨至190亿美元，但截至2016年，在美国，有超过50%的小银行或信用社尚未与任何金融科技企业接触。据英国金融科技公司协会Innovate Finance发布的报告显示，去年，全球金融科技领域的投资总额超过170亿美元，相比2015年上涨10.9%，其中，中国金融科技企业吸引投资77亿美元，上涨84%，是获得投资金额最多的国家。其次是美国和英国。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日前发表题为《金融科技，中国成为领导者》的文章为中国点赞。

所有这些让人得出以下结论：一是金融科技在全球范围内成为热潮，而且近几年正快速增长，当然也有分析认为增长在近期有所放缓，因为全球都在反思和“挤出泡沫”;二是由于种种原因，发达经济体的金融科技应用并未如我们想象的那样普及，我们处于同样的起跑线;三是中国之所以成为“弄潮儿”，可能是由资本驱动、电商经济扩张、监管宽容等因素所致，其中不乏短期因素。

此时的中国金融科技创新正面临着“向左走、向右走”的抉择。为了避免“赢在起点、输在终点”，我们不需要“风口的飞猪”，因为摔下来会很惨，而是需要矫健的猎豹;也不需要“弯道超车”，因为弯道失事的概率很高，而是需要在直道上提升“加速度”。简而言之，我们的金融科技创新要想真正成为全球金融变革中的“常青树”，除了已有优势，更需激发两方面的驱动力：一是真正强化科技创新能力，提升技术对于金融活动的正效应;二是改善技术所伴随的金融制度与规则，使制度和规则更公开、透明、高效和安全。

无论如何，我们都希望金融科技能够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能够使我们看到新金融的活力与魅力。我们应从以下方面重新审视金融科技。

第一，从科技金融到金融科技。过去谈科技金融，我们希望科技产业与金融产业互相融合，在思考它们的关系时，我们更多考虑的还是金融对科技的单向支持以及相关部门出台的政策，在提到科技金融时，我们的潜意识都指向金融应当如何更有效地服务于科技创新、科技产业和科技事业。反观金融科技，我们的思路并不完全是单向的，而在更高层面上实现了科技与金融的融合—— 一方面会把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于金融产业链，实现金融功能的优化;另一方面，科技的发展也会带来一些在过去技术不发达时代难以想象的金融模式。

金融科技并不是简单的虚拟经济。新金融科技使金融与实体在更多层面上实现了有效融合，虚拟与实体的划分并不那么容易。科技提升整个金融产业链的效率，在某种意义上不仅有助于完善金融，而且有利于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实体。正如泡沫是衡量啤酒品质好坏的标准之一，好啤酒一定有漂亮的泡沫，但有漂亮泡沫的不一定是好啤酒。

第二，从经济科技到金融科技。当我们谈论金融科技时，会想当然地认为有些技术非常高大上，因此高估了我国的信息技术发展水平。从技术层面看，我国自下而上的草根创新能力不足，在科技应用层面还有很多短板。例如，国际电信联盟发布的报告显示，2016年，在能反映ICT普惠程度的IDI指数排名中，我国位列81位。显然，发展金融科技不能仅以金融一条腿走路，尤其不能有“金融科技腾飞幻觉”。在去除各类“弯道超车”狂热的同时，我们要真正推动信息技术与金融技术实现“并驾齐驱”式的进步。

第三，从金融要素到金融功能。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和金融市场等都属于金融要素，金融功能是这些要素可能实现的一些效果，比如融资、投资、支付清算和风险管理等。当前，科技冲击使传统金融要素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金融科技着眼于功能的实现，典型的银行类机构变得不像银行;产品也在不断跨界，无论银行理财产品，还是保险公司的万能险，在某种意义上都更接近私募的特征。要素边界不再像过去那样泾渭分明。

在新思路导向下，金融科技支撑下的金融创新会从规模导向转为功能与结构导向。因此，金融科技追求的是功能的优化和落实以及结构的完善，而不仅是争规模，这是传统金融机构和新型金融机构都面临的问题。

第四，从金融技术到金融科学。科学与技术的着眼点不同，科学解决理论问题，技术解决实际应用问题。我们一向重视实用，而科学精神重视“无用的好奇心”。因此也有批评认为，我们只有“技术哲学”，而没有“科学思潮”。具体到金融层面就是，我们应关注应用层面的技术，关注产品、组织、渠道和客户这些马上能带来效率并改善盈利的模式。从金融科学的角度来看，我们更应重视金融的制度、规则、文化和生态。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我们需进一步反思现代经济金融的科学精神，更应关注金融创新土壤的质量。

第五，从金融分化到金融共享。新技术改变了原有金融发展中的生态关系。比如金融与实体的分化与融合以及金融模式的分化与融合：不再是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的对抗，而是信息化时代的金融;比如金融主体的分化与融合：高效、透明、共赢、持续的金融交易规则改变了“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的扭曲局面;比如金融效果的分化与融合：真正的数字普惠金融，实现了科技引领的金融“强身健体”。

第六，从行政干预到市场机制。无论是强调金融服务实体还是普惠金融，政府和监管部门应最大可能地减少对金融的“父爱主义”和“母爱主义”，以此重构更健康的政经生态关系;须告别“拍脑袋”式的决策，理性认识金融科技环境下的系统性风险与非系统性风险，实现“穿透式的监管”;避免制度和规则的大起大落，政策预期不应成为挑战金融稳定的因素。

必须承认的是，金融科技的使命也是为了改变金融发展中的各种扭曲，以实现新金融技术与制度的优化组合。只讲赚钱不讲道德会带来资本狂热的恶果;只讲道德不讲赚钱则会有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严重扭曲;打着道德旗号为了赚钱会造成更多市场伦理的分裂。有鉴于此，金融科技的根本作用是通过让金融“走下神坛”，以开放、融合、共赢的理念改变金融资源配置方式和产业分工模式。虽然它是一把“双刃剑”，但是在有效的引导下，它完全能为解决原有难题提供全新的路径。我们认为，一方面，不管人们对金融科技的内涵有多少争议，它确实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需要考虑潜在的不确定性与新风险来源;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要夸大其对于金融稳定与安全的负面冲击，毕竟最大的风险来源还是在原有的金融部门的“主干”上。从整体看，金融科技浪潮肯定会带来更多的积极因素和进步。当然，最终衡量金融科技变革成功与否的标准既不是让谁赚了多少钱，也不是无原则地降低门槛，而是它能否实现弥补短板、改进社会福利、增加就业等现代化社会的发展目标。

以《万历十五年》一书而广为人知的历史学家黄仁宇曾经说过：“处在一个大时代过程中的个人，往往看不清这个时代的趋势和精彩。”顺应潮流并不意味着会做得很好，但逆潮流终将被淘汰。热情而理性、勇于探索而坚守底线、国际视野加本土特色，这些都是参与金融科技浪潮的“合理姿势”。

【来源：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员  作者：杨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