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幸在2013年10月份受中正大学罗世宏教授邀请拜访了包括公共电视、联合报系、新头壳等多家媒体。对台湾媒体环境有了较为新的认识。

如果说大陆传统媒体人正在投奔互联网，努力成为互联网新闻人的话，台湾传统媒体人的转型看起来更像是技能转型。

在联合报，那里的编辑和记者已经变成了全能手。已经有62年历史的联合报由国民党中常委王惕吾创立，是台湾解严前著名的两大报之一。该报要求每个驻外记者都要在新闻现场架起三脚架，并且偶尔需要出境解说，为该报系新创办的电视台UDN-TV提供新闻，一些资深记者还会应邀参加评论和访谈节目。单从媒体的多样性看，联合报和大陆一些报业集团转型采取的策略无异，即所谓的全媒体战略。

但这毕竟只是应对传统媒体不断衰落的举措，人们抱怨媒体更多的是认为媒体失去了公共性。没有体制和产权等约束的台湾媒体在这个处处唱衰传统媒体的时代同样面临许多问题。台湾媒体人的焦虑指数一点也不比大陆低——和中国大陆的媒体人希望更多的媒体能够市场化不同的是，台湾媒体人则担心媒体受到强大资本和商业力量的左右。

这让我想起一个场景：2009年初，曾遇到过几位来自《中国时报》的前辈，他们总会在包里掏了半天，然后找出一张有点发黄的旧名片递给我。“新名片实在不好意思给你，有个巨大的logo。”我可以理解这种感觉，尤其是那个卡通小人主演的电视广告，总是要重复叫着“旺”，极为难受。类似《中国时报》等见证了台湾社会转型的媒体在自己转型时，却耗尽了昔日的风流。虽然许多抗争过的资深媒体人们是自由主义者，支持市场化，但当资本真正出现时，媒体在台湾看起来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要么娱乐至死，要么成为老板的打手、企业宣传单。

NGO和社运人士、学者们大量抱怨他们一些有质量的活动不被报导，能见度很低。为此，台湾学界和业界都在思考，如何让新闻和媒体回归“公共性”这一本质。一些学者发起一些媒体改革运动，思考媒体如何能够走出第三条路。

这很容易让人想起美国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新闻学新理论“公共新闻”——新闻传播者在报导新闻事实的同时，还以组织者的身份介入到公众事务中，发起公民讨论，组织各种活动，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使公共问题最终得到解决。

一些尝试已经小有成果。如台湾公共电视的PeoPo网站。台湾公共电视的模式有点像BBC，按照台湾法律，政府必须承担大部分公共电视的运营费用，但不能干涉其内容制作。PeoPo网站的模式采取的是典型的UGC模式，实名注册的公民可以上传报导视频或者文字报导。PeoPo花了极大的精力放在公民记者培训上，比如教公民记者如何拍摄有质量的新闻。他们的工作人员更像是NGO的志愿者，而不是议程设置者，这种角色上的主动变迁，令人印象极为深刻。

基于台湾公民社会较为成熟，虽然PeoPo网站已经有较大的影响，一些电视台的新闻线索甚至画面也来自该网站，但该平台并没有出现大量的水军和“五毛”、上访者。曾经有一些政客曾经尝试使用这个平台，做政治宣传，但随即被其他用户批判，主动收敛或放弃，平台的公共性得到了使用者的自发捍卫。该平台的使用者大量是NGO的志愿者、学者。比如，每逢地震或者泥石流，一位研究地质灾害的博士就会上传他最新的解读，这看起来比记者采访他，再向公众转述见解来得靠谱许多。PeoPo网站也无需担心UGC模式下，他们该如何激励供稿者，台湾有许多NGO、社会运动志愿者需要发声。

又如“weReport调查报导公众委制平台”，这个平台采取了“众筹模式”，号称是台湾首个非营利调查报导媒合与产制平台，期望透过大众的资助及参与，呈现出不受资本和权力制约的报导。目前该平台已经有30个个案和240个捐款者。还有新头壳这个新兴的网络媒体，创办者是前“正部级”官员、前“新闻局”局长苏正平。为了保持独立性，这个网站不接受大额捐款，只接受多数小股东的赞助，看起来像是NGO，苏先生则称其位“社会事业”。

因为这些的努力，重新媒体的公共属性已经不仅仅只是议题，也成为实际的媒体运动。套用台湾传播学者管中祥老师的话，他不想让他的学生在他的课堂上接受了新闻理想的教育后，又要在工作后去适应另一套潜规则。因此他的希望有一天，台湾能有真正的公共媒体，使得学生毕业后就能进去。这样的话，老师和学生都不必分裂。

当然和台湾各大媒体相比，上述案例和模式的影响力和未来的可持续性的前景并不很多人看好，但是如果不能变得更好，起码可以做到不能变得更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