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可谓是妙想天外，别出心裁得匪夷所思。真可以说是黑天鹅事件了。鲍勃迪伦当然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超级音乐巨星，也对美国和西方的新社会运动有过影响。虽然也有写作出书，但还是以歌手名世。对于一个多年来已经稳定在纯文学领域的大奖，这实在是极为大胆的跨界之举，实在可以说是大创新。

互联网时代一切皆有可能。诺贝尔文学奖给过丘吉尔这样的跨界人物，但他们都是著作等身，本身就有作家的身份。那都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这几十年来诺贝尔文学奖向来稳定，都基本上是以全球的“纯文学”作家为对象来颁奖，也已经形成了一套人们相对熟悉和稳定的方式。也已经成为纯文学和全球的大众的兴趣的一个最直接的切点。这次的独特选择说明这个百年老奖也要引发公众的注意，表现出跨界的愿望。

这凸显了在最近一些年以互联网主导的新的文化和社会的风潮面前，像诺贝尔文学奖这样的传统奖项，也有了求变求异的一些变化，期望能够跨出自己固有的疆界，寻求某种可能性。这就有了这次相当具有不确定性的选择。至于村上春树，我觉得评奖的认为给他其实就容易是“降格”到畅销文学，而给鲍勃迪伦则是一个“别格”，反而在震惊中让人觉得很独特，超过期待就是成功。

这个事情给中国的反应也是复杂的，对于这样一个打破常规的事情给予关注也不奇怪。这些年来中国社会对诺贝尔文学奖的关注一直持续，其实也是一个中产社会相对成熟，文化艺术的修养的需求其实越来越普泛化的象征。这次的独特的选择更增加了人们的兴趣和了解的愿望。

摇滚等独特的音乐文化其实一直是介于前卫和流行之间，往往是把前卫转化成流行，这种前卫不是“纯文学”的纯粹小众，也不同于纯粹的为市场而市场的大众的流行文化，而是一种独特的“亚文化”一旦契合了某种社会心理，就会成为一种广泛流行的潮流。鲍勃迪伦在六十年代的美国是独领风骚的代表性的人物。他很流行，但始终是有前卫一面的，也有某种在当时的激进风潮中的象征性。他其实是那个时代的西方社会文化剧烈变化的一个标志。

鲍勃迪伦虽然来过中国演出，但在中国非常小众，往往只是听说这个名字或听过几首歌而已，谈不上有什么深刻影响。八十年代美国的不少文化开始进入中国，他和摇滚等文化也在中国为人们所知，他所代表的美国六十年代的精神在八十年代后期或小众的文艺青年的群体中有影响。这次的得奖会让他更加为中国的公众了解。

鲍勃迪伦的价值在于他在六十年代的美国的“反主流”的文化中有巨大的作用。那时的美国社会有新的社会运动的浪潮，“亚文化”也成为社会的先锋，冲击传统价值观和资本主义的中产为主流的循规蹈矩的生活方式。

这些其实对当时的青年有相当的影响。这也是整个西方社会文化和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这个转型其实就是由传统的大工业生产，转向灵活的，以创意和高科技为中心的多样而灵活的生产方式。如传统工业时代企业家常是苦出身机敏勤苦打拼，很俗，公开场合都是“西装系”。知识和文艺青年很鄙薄他们。六十年代风潮过后，新企业家早把时尚文化和环保等理念融入，标志是公开场合穿毛衣的“毛衣系”。

看着另类早就登堂入室，知识文艺青年对这样成功也只有膜拜了。西方成功把反叛吸纳给主流增添力量。60年代后期对西方主流冲击的思潮被主流将其有用的因素吸纳进来。如灵活打破等级制，关怀生态，文化多样等。”毛衣系“的企业家都是典型，为主流社会服务，但又有前卫风格文艺范。但对体制进行冲击的激进派经过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的对其暴力冲击的坚决镇压而溃败。调整和镇压结合使得激进思潮无害化。而鲍勃迪伦所代表的摇滚其实也是从激进前卫逐步变成流行的时尚。

这次的反应中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议论，就是他获奖的消息和一个中国的民谣歌手吸毒被抓正好是同时被报道，于是一些媒体就炒作一个民谣歌手获奖，一个民谣歌手吸毒被抓。由此进行某种“中西对比”。有些还说鲍勃迪伦从未吸毒，认为西方歌手更好等等，成了一种风潮。其实这种对比由于对事实了解不清而根本缺少根据。其实鲍勃迪伦本人就公开承认过自己曾经吸毒。《伊甸园之门》这部介绍美国六十年代的文化思潮的名著在讨论鲍勃迪伦的一章中直言：“摇滚乐是六十年代的有组织宗教—不仅是音乐和语言，而且也是舞蹈、性和毒品的枢纽。”那个时代的美国的摇滚圈子，药物滥用等是很普遍的，也曾经是美国的严重的社会问题。这和中国的国情不同，背景不同，历史不同，根本无从对比。

而且一些人认为演艺界的毒品问题往往是一些中国的演艺人模仿西方的某些形态和方式的结果。当然对于毒品违法行为的处理是所有人都坚决认同的，但这样的对比其实是根本上和实际状况脱节的。还存在对西方的某种一厢情愿的解释。这其实说明中国人对于西方社会和文化还是有缺少了解的一面，对其复杂性的认知还有缺乏。难免对复杂的情况的问题先入为主地发议论，就不能客观理解事物。

因此，对于我们并不熟悉和了解的事情，审慎面对还是很重要的，而且如何传播确切的情况而不是贸然议论也是重要的。

【来源：公号-媒介之变  作者：张颐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