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实施“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从业人员违规违纪信息共享平台”之后，深圳又率先发布了全国首个地方性网贷平台退出规范文件。在国庆长假前，深圳市互联网金融协会发布了《深圳市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退出指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退出指引》)。在分析人士看来，随着网贷集中整改时点渐近，预计还会有更多的网贷平台主动退出，相关《退出指引》的出台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平台退出的透明度和规范性。此外，值得关注的是，此次《退出指引》中“国资、上市等股东背景的平台，股东方应在合理范围内提供资金援助”的规定引发争议。

提出“三不可”原则

深圳市互联网金融协会发布《退出指引》，要求P2P网贷平台退出行业后遵循三个“不可”原则：网贷机构经营地址不可搬迁、平台网站不可关闭、平台的高级管理人员不可失联。

事实上，网贷监管逐步落地后，行业逐步自净和良性退出。不过，在网贷平台退出潮中也有不少平台浑水摸鱼。****数据统计，《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实施一年时间，有882家平台退出网贷行业，恶性退出的问题平台225家，良性退出的停业和转型平台657家。

对于《退出指引》的发布，****研究院院长于百程表示，P2P《退出指引》的出台，对于保证行业的健康、保护投资者具有现实意义。指引要求在退出期间要做到“三个不可”，确保了整个退出过程中仍可与平台取得联系。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薛洪言表示，随着监管环境趋严和整体经营环境的变化，网贷平台的退出已然成为行业内的一种常态化现象。随着集中整改时点的日益临近，预计还会有更多的平台主动退出这个行业，在此背景下，出台专门的《退出指引》便显得非常有必要。

“对于已经资不抵债的平台，由于坏账等问题，通常很难足额偿付投资者的出借资金，便存在破产清算过程中投资人利益保护问题，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退出指引》的出台，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平台退出过程中的透明度和规范性，有助于稳定投资者情绪，最大化降低平台退出的不良影响。”薛洪言进一步指出。

此外，《退出指引》还规定了网贷平台业务退出的“八大程序”，为平台有序清退提供指导。其中包括：成立退出工作领导小组、制定退出计划和退出方案、向协会报备退出计划及退出方案、协会提出指导意见并不定期组织相关培训、执行退出方案、按照计划稳妥推进退出工作、每周向协会汇报退出情况，并就疑难问题及时与协会沟通、落实出借人资金清退工作，全部结清存量项目、全面终止网贷业务。

不良资产处置成关键

在网贷平台退出过程中，不良资产的处置是关键环节。对于不良资产处置，《退出指引》要求，网贷机构应制定明确的出借人资产清偿方案，妥善清理存量项目，通过邮件、短信等方式将项目到期时间、还款金额、项目是否逾期等相关情况告知出借人。对于存在不良资产漏洞的项目，网贷平台应根据实际情况，将不良资产清理后剩余的资金，按出借人出资额比例予以清退。网贷机构应根据平台实际情况对不良资产进行分类处置，最大限度保障出借人的合法利益。

在具体操作上，《退出指引》给出了不良资产处置的四种路径。《退出指引》指出，具有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集团等背景的网贷机构，应由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集团等提供合理范围内的资金援助，协助网贷机构尽量缩小不良贷款余额和待偿余额之间的差额;网贷机构应加强与第三方不良资产管理处置公司合作，将不良资产整合打包出售给第三方不良资产管理处置公司，最大限度回收资金填补不良资产漏洞;网贷机构应加强与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第三方中介服务机构合作，对退出方案进行合规分析和法律风险提示，对资产、负债进行评估，形成合规性报告、审计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协助资产评估变现、组织参与资金清退等工作。此外，不良资产压力过大的网贷机构可通过并购重组、债权转让、破产清算等方式积极筹措资金，同时建立出借人权利保护委员会，公平、公开、透明地补偿出借人损失。

于百程认为，在网贷行业监管趋严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平台选择以停业和转型的方式退出，并成为目前平台退出的主要方式。这些退出平台，有些制定了相应的清偿方案，但也有不少浑水摸鱼者，名义上停业清盘，实际上在后续清偿执行过程中并未按计划执行，也未受到相应监督。

股东提供援助或成双刃剑

此次《退出指引》所提及“国资、上市等股东背景的平台，股东方应在合理范围内提供资金援助”的规定，看似保证投资利益，却也引发不小的争议。

国资、上市公司和风投一向是网贷平台为自己背书的三大法宝。但随着网贷监管趋严，拥有各种耀眼背景的平台也接连出现问题。据****研究中心不完全统计，截至2017年9月17日，累计停业及问题平台达到3886家，其中有国资、上市公司以及风投背景的平台有55家(其中3家国资背景平台已上线银行存管)，占比为1.42%;已上线银行存管的民营系平台有6家。

相较于上市系平台，国资系平台出现问题的占比更高。据****研究中心不完全统计，现有223家国资系平台(包括停业及问题平台)，其中停业及问题平台43家，占比高达19.28%。数据显示，在具有上述背景或已上线银行存管的停业及问题平台中，国资系数量最多，占样本总数的70.49%，且其中有3家已上线银行存管。

有分析人士表示，这对于行业内许多平台为了信用背书邀请各类上市系、国资系成为平台股东的现象有一定监督作用，不过，对于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集团化企业等如何对网贷平台进行资金援助，《退出指引》未给出明确说明。

此外，也有网贷行业分析人士指出，如果让国企、上市公司或者集团公司进行资金援助，相当于股东为其承担了责任，这进一步鼓励了投资者的非理性投资，对资金的投资行为不负责任，不利于打破刚性兑付。北京寻真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德怡表示，这一规定十分抽象，并未规定援助的合理范围，亦无具体细节要求,因此很难落实。此外，这一规定还容易给投资者造成国企、上市公司为其旗下平台提供保证的假象，不利于不同性质的网贷平台之间开展公平竞争。

国资、上市股东帮助的合理范围该如何确定?如果比例多的话，是否将变成兜底，使得网贷平台从信息中介又变回信用中介?在于百程看来，合理范围应该是根据国资、上市股东的实力与平台的坏账之间做一平衡权衡，股东可以通过资产收购、提供周转资金等方式来进行援助，帮助平台实现兑付，和完全的兜底、担保不同。

薛洪言认为，由于网贷平台的信息中介定位，监管机构严禁网贷平台为投资人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所以，在平台退出处置过程中，便也不能做出平台为投资人进行兜底的要求，所以，《退出指引》不可能给出具体的比例要求，更多的只是一种不具法律效应的提议和倡导，以期在合规的框架下尽可能地降低出借人的投资损失。至于究竟多大的比例合适，更多的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来源：北京商报】